（四）
江春霖辛劳写春秋，情唯民所系，权为民所谋，由此蕴酿出满腔的政治责任感。当他弹劾莆田官吏滥收税赋的奏章被搁置之后，他不顾朝廷的好恶，居然又在卅三年九月初六（1906.10.12）再上《奏请饬限期清理莆田田赋疏》。他用事实揭露地方官吏无视朝廷的“律例”，仍一意孤行地巧立名目，滥收税赋，害得民不聊生。
在这一奏疏中他提出二个严肃的问题：一、弹劾莆田田赋不均的奏章已上年余，朝廷也“委查”两次，但至今并无下文。拒书、粮差更依恃官势，“浮收”更甚于前，一邑的钱粮，花一年多的时间还不能办结，那么，全国有二十多个省，落实朝廷的律例怕是一辈子也办不好。从字里行间，可窥见朝廷腐败无能，地方官吏横征酷剁的斑斑劣迹。二、林应同兄弟赴京控告，是为了维护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应该得到朝廷的褒奖，但却被“递解回籍”，在候审中无缘无故地死去，多么触目惊心的事实，足见贪官恶吏的专横残酷。江春霖为此愤懑不平，要求朝廷查明真相，“以申冤抑”！
奏疏呈上，又是泥牛入海，消息全无。江春霖不甘心就此罢兵息战，又在光绪卅四年十二月初三日（1908.1.13）上《奏参莆田县官吏通同作弊田赋疏》。奏章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田赋不均案稽延三年多时间未予结案造成的恶果：使民困益深；无法警戒奸邪作恶的人，使政风更加腐败。接着，奏文又举出莆田官吏继续作恶的事实：一、皇帝下旨闽浙总督查办林应同亡故案，至今置之不理；二、闽藩委知县黄逢年到莆田邀请绅士讨论田赋不均事，莆田代理县长林玉骐受拒书柯文明、潘庆星、龚秋四等人蒙骗，起先是开出不合实际的条款，用钱财委托他人向上谎报情况。接着就巧立名目，纵容下级吏员继续对老百姓苛取税赋。最近，东关外滨海一带，一户交一钱白银，要折纳制钱九百七十八文；或小银元拾贰角才交足（清代，每两银值制钱一千文；十钱银合成一两；十二角就是一元二角。以此足见赋税之苛重）。奏章的第二层是引用皇帝的话：“立国之道，以民为本hellip;hellip;”，作者反复诵读皇帝的“上谕”总是“感至于泣”，可恨官吏傲慢贪婪成风，只有“仰恳谕旨，饬将通同作弊之官吏，先行参办”最后，他恳求“朝廷轸恤民生，整饬吏治，不复以姑息从事”。因为“激于义愤，词稍讦直（揭发过错不徇情），请朝廷训示。语重心长，足见诚心一片”。 （续完）（卢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