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游洋志》卷之七记载，宋兴化县人薛元鼎在《重修县学记》中说：“夫人物盛衰，视学校为先后。蜀之学始于文翁，故其人物盛于汉；闽之学盛始于常衮，故其人物盛于唐。”观点十分精辟，指出了办学的重大意义，而且还符合常衮任福建观察使，重视民间办学，福建教育事业有了明显发展这一实事。
但是卢金城先生翻译时却是这样写的：“啊，人物的盛衰，要看办学校的先后。四川的学校从文翁开始创办，所以各种杰出人才在汉代就出现；福建的学校从常衮开始创办，所以各种杰出人才在唐代就出现。”在这里，“闽之学盛始于常衮”的“盛”字不见了。于是，找一找蔡金耀先生的校勘，答案是：“lsquo;盛rsquo;字衍，删。”显得有点不明智。
首先，常衮是天宝未年进士。公元777年拜相，“后贬潮州刺史”，后来又到福建任职。在他来到福建任职以前，兴化县在唐代就出了八个鼎鼎有名的进士。这说明唐时福清、永泰县学都办得好，出了高材生。后起之秀的莆田县也是那样，置县后有了县学，“开元盛世”名相张九龄还曾为之提字。在常衮到福建任职以前，郡、县学早就遍布七闽各地，哪能说“福建学校从常衮开始创办”？这不正是校勘和翻译都没有到位了吗？
其次，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三十四记载：在梁、陈时，郑露三兄弟来莆田办学。“自露倡学后，莆人始兴学。”因为社会效果好，所以，后来人才在北大路树立“开莆来学”大碑坊来纪念他们的历史功绩。
弘治志卷之一说：“莆田县，别称莆口，故县也，建置自陈始hellip;hellip;光大二年（568）分南安地置莆田县，属丰洲（今福州），寻废，入南安。唐武德五年(622)，析南安地别置丰州（今泉州），复置莆田县以属之hellip;hellip;圣历二年(699)，析莆田地置清源县（即后来的仙游县）hellip;hellip;”这说明唐再次置县后，70多年间莆田较快发展，不但经济文化发展了，而且人口增长，还诞生了个仙游县，由原来的一个县发展为两个县。从中可以看出，郑露三兄弟来莆田倡学，教人尊孔读经，效果卓绝。我们应该把唐代莆田置县后的显著变化作为郑露倡学的一大丰硕成果。
到了唐朝后期，“一门九刺史”、“一门五学士”等奇迹名闻天下——这些刚好是常衮来福建任职后发生的。莆田是如此，福建也是如此，名闻天下的人多了。否则，人家也就不会有“闽之学盛始于常衮”这个说法。兴学是一本万利的好事。四川起步早，历代有名人。所不同的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起点。例如，对于莆田县来说，庆历新政也是一个起点。所以， 所谓“盛始”显然是每一个兴盛的起点。
对于兴化县来说，薛元鼎说这些完全是为了说明兴化县兴学的意义：“考于吾邑，则人物之盛，自今已始。”高瞻远瞩，对未来充满信心。
《游洋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旧在兴泰里，宋绍兴（高宗年号）二年（1132）邑宰詹公卓然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重修县学记》便是在这时写成的。后来还如愿以偿。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lsquo;瑞云山下出三元rsquo;之语，乾道丙戌（1166）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科郑侨，壬辰（1172）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lsquo;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求。rsquo;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的十几分之一，得中状元却是并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宋代兴化县得中进士居兴化军首位。所以，张琴在序中对古兴化县教育成就赞叹不已。
所以，这篇《记》写得好，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全文二三百字，既有王安石“三舍法”办学方针，又概括了老师们敬业奉献精神等，读了会让人确立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观念。兴化县学之所以越办越好，出了那么多人才，其中之一是因为《重修县学记》立在校门口，天天和来学校的人“上政治课”！
其三，到了网上查询方知道，《新唐书》的《常衮传》确实有段违背历史事实的记载：“建中（780-783）初，杨炎辅政，起为福建观察使。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文章，亲加讲导hellip;hellip;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把常衮说得神乎其神，他一来福建就变了样。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福建办学历史的客观实际。其中莆田较迟置县，但是在梁、陈时也开始“知学”了。所以，正确的表达那也只能说常衮来到福建任职，比前任更加重视学校教育，福建名人日益多了，选举志开始有了科举制方面记载。所以，对于历史文献，注释和校勘时要特别小心。在史书中，夸大其词的事，时有发生，我们一时不小心，那就要犯错误。
从手头所拥有材料看起来，在唐朝前期，漳州存在姓氏族谱记载科举登第的事。陈政守闽九年，仪凤二年（677）病故；儿子元光代父为将。唐以元光兼任州刺史。后来他的儿子珦，明经及第，继任刺史。朱维幹《福建史稿》上册第115页注解说：“谱牒之文，未必完全可信，姑附录于此。”原因无非是因为《八闽通志》没有记载。漳州有这样的事，莆田也有这样的事。例如林披公，弘治志把他列为莆田县唐代明经及第第一人。据《比干后裔》说，他的父亲万宠公也明经及第，他的祖父玄泰公则是博士。中华民族是由许多个民族、许多个姓氏组成的大家庭。自古以来，各姓氏都重视对子孙后代进行家族史的教育，让他们弘扬祖德，爱祖国，爱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建功立业。所以，我们应该把各姓氏族谱视为科举登第记载重要依据之一。无论是区域志，还是族谱，都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科举制不可缺少的见证者。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