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有个名言，叫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莆田木兰陂则是这一名言的见证者。钱四娘、林从世、李宏、莆田南洋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建筑木兰陂以前，他们名不见经传，都是普通群众；建陂以后近千年来，他们一个个成了受人尊敬的兴修水利的大英雄。如今我们的木兰陂成为了宋代著名的古建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你说这些英雄厉害不厉害？！所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木兰陂也是见证者之一。什么是时势？顺民心是也。凡是顺民心，老百姓就拥护，英雄就出得多，前赴后继。例如在庆历新政（1043-1045年）中，范仲淹提出十大政，（六）厚农桑，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生产，以纠正“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现状。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从小到大，日益完善，到了后来，甚至于连宋时福建省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木兰陂最终也被建成了！这些无不称得上是历史的奇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厚农桑”，顺应民心，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宋朝中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就大，英雄特别多。
但是，有神论者却往往颠倒了历史，把建筑木兰陂归功于“地神”、“冯”姓氏、古谶语等，《重刊兴化府志》卷之二十九林大鼐《李长者传》说：“时有僧冯智日者，散性混俗，唯宏事之甚谨，乃引至其地，密禀神算，谋于木兰山前。施工未有定处，方斋祷之夕，地神于今址截溪插竹，似相指授。始悟妙应lsquo;逢竹而筑rsquo;之言，盖lsquo;逢rsquo;即lsquo;冯rsquo;也，lsquo;竹rsquo;即lsquo;筑rsquo;也，百年悬谶应在今日，乃倾家得钱数百万(宋志云：李率钱七万馀緍），命工伐石，依列竹成基。”
更早些，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状元徐铎后来写了《木兰谣》，诗中说：“钱林开基，李宏创募。地神布竹，异僧相土。施赀舍田，十四大户。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很显然，林大鼐的那个传说由来已久。很有可能，熙宁八年，第三座木兰陂开工动土，神奇的传说也就接踵而至。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神乎其神。徐铎回到莆田县时，听了人们传说，很有感触，写出了《木兰谣》。林大鼐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回到莆田县时，邑人请他执笔写传，他也根据当时传说写了。所以，出了问题，今人不能大惊小怪，只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去研究。
社会思潮不同，研究成果也就不一样。到了宋后期著名文学家刘克庄时，徐、林两人的观点却行不通了，受到了质疑。他在《协应李长者庙记》中说：“予详三陂陈迹，独长者之址尤得地利。凡涉水者，造舆梁者，必避湍急而就宽广。夫惟不与水争势而后能导水之势。长者鉴前人而生新智，岂必得神仙谶语，异人指授如尚书林公所云乎？”刘克庄的论述理论联系实际，说得头头是道，很有道理。他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长者实地考察，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即“生新智”，从而把陂址不是定在钱、林两陂之外，而是二者之间，所以“尤得地利”。这就是说，钱、林建陂也有成功之处，那就是找到了建陂选址的最佳范围，一上一下从此划定，后来有识之士自然而然会在这个区域之内寻找最佳的陂址。但是，他的论述却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异僧相土，这是值得肯定的。
从哲学观点来说，刘克庄尊重了建陂者的主体意识，所以他能注意寻找长者胜利的原因，并且对后来的论陂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元代人慎蒙《木兰陂记》云：“（李宏）悟钱氏与林从世陂工之不就，失在截山水与海水为二，而不能分山水之流。盖山水多而急，海水少而缓。不杀其急，则急与缓合并，欲其分流灌田不可得也。”在这里，慎蒙发现李宏陂成功之处在于分山水之流，让它们通过南北渠道流向人工河，从而消除了水多而急的局面，使陂化险为夷。
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用毛主席的这段话去分析李宏陂的建造，内因和外因也就清楚了，在那时“地神布竹”、“异僧相土”属于外因。二者能否起作用，那就要看看李宏自身科技文化等素质如何？
李宏奉宋神宗之命来到莆田县建造木兰陂，连兴化知军、莆田知县对他都是十分尊重的，出了事故那是要追查他们责任的。所以，所谓“地神布竹”即地神轻易进入工地布竹，那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未经李宏点头，布了也无济于事。所以，只要稍微一推敲，就明白了，这显然是有神论者编制的故事。
那么，“异僧相土”呢？则是另一回事。这条记载告诉我们，李陂确定地址位置时，人们议论纷纷，各有各的看法，冯智日参加了这个研究。徐铎的诗仅仅说他“相土”，具体内容没有说明；林大鼐则在他姓氏上做文章，说“始悟妙应lsquo;逢竹而筑rsquo;之言，盖lsquo;逢rsquo;即lsquo;冯rsquo;也”，也没有道出具体内容。所以，我们难于判断他的历史贡献究竟有多大。
据方天若《木兰水利记》所云，李宏那时是有备而来：木兰陂耗资巨大。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在这里，有两个“干”字，是行家里手之谓也。如果说李宏是建筑木兰陂的总设计师，那么他的家干则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定陂址以前他们要深入群众，了解木兰溪水情、木兰山情，总结钱陂和林陂建筑的经验教训；陂址确定以后，他们又要为原材料、施工质量等把好关。他们要是有了任何疏忽，那都会严重威胁木兰陂的寿命。所以工程总设计师是英雄，七个家干是不可缺少的英雄，许许多多的助陂群众也是英雄。“异僧相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所以，笔者认为，冯智日既然历史上有记载，那么就称他是助陂群众的杰出代表好了。一个出家人，能够关心莆田木兰陂的建造，为之出谋划策，奉献自己的才华，是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的。至于“逢竹而筑”，说遇冯则灵，那是有神论者之谈，说多了反而有伤冯智日的无私奉献精神。李宏富有民主和科学精神，这才是冯智日等助陂群众发挥作用的根据。
方天若说，第三座木兰陂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不是建筑在岩石上，而是“掘地一丈，伐石立基，分为三十二门”，即首先是溪泥大面积清除，基有一丈深；然后铺设长方形石板，并用古代的“三合土”粘合。一层又一层，厚度一丈。工程一开始就要出大力，花大钱，这就是“散金如泥”的缘故。接着，“依基而竖石柱，依柱而造木枋，长三十五丈，高二丈五尺。上流布长石以接水，下流布长石以送水。遇暴涨则减木枋以放水。又垒石为地牛，筑南北海堤三百有余丈，而陂成矣。”从中也可以看出，李宏陂的基础面积广大，体积雄厚，坚如磐石，这就是后来经得起狂风恶浪、大地震的反复考验的缘故。这显然是内外因高度结合的杰作。（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