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密该社中所祀的神祗来历及其社庙在民间信仰中的功能
社庙中的神祗祀奉，也是社中一件重要的大事。早期的社神一般是土地神，即在社庙中祀的是福德正神。至唐后期，各社中所祀的神祗逐渐增多，一些释道教或土俗之神，慢慢地被立为神祗而祭祀。后来祭祀的对象更扩大了，特别是里、村一级的社，凡是认为能保境安民的，或造福本地的，都认定是有灵异之神，也在社庙中祭祀。
在鳌头社所祀的神祗中，除了有“金、吴、柳”三尊是从别处被洪水冲到该社而被收留祭祀外，其余的从所祀的神祗尊号来看，基本上都是唐代所保留下来的。
鳌头社殿中主祀神祗是“法主仙妃”和“昭灵真君”，配祀神祗有“司马圣王”、“王公圣侯”、“尊主明王”、“后土夫人”。
“法主仙妃”和“昭灵真君”，即是唐时吴兴和吴媛俩兄妹，乃是作为水神而被祭祀的。当时吴兴筑塘建陂后与蛟龙搏斗，其妹吴媛施法助兄斩蛟龙。兄妹俩因治水之功，才被当地民间确认为有灵异之神，即尊为水神。“法主”意为法术高强的神明，是吴媛在未得到朝廷封号之前民间对其的尊号。“仙妃”则是民间对吴媛的尊称。“昭灵”是吴兴在未得到朝廷封号之前民间对其的尊号。昭，明也；灵，神也。“昭灵”是为光明神奇之意。“真君”是道教神仙体系中地位较高的仙真之称，这里是民间把吴兴作为仙真而尊称之。直至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由于吴兴和吴媛俩兄妹符合《礼祭法》中“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困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规定，兴化郡守陆奂钦奏请朝廷，高宗皇帝敕封吴兴为义勇侯，吴媛为顺应夫人。至理宗淳祐五年（1245），朝廷下旨褒扬吴氏一门治水开兴化北洋平原之先河有功，加封吴兴为“义勇普济侯”，妣叶氏为“昭惠夫人”，吴媛晋封为“吴圣天妃”。
配祀的神祗“司马圣王”，是据《唐书》所载：“张巡，邓州人，玄宗开元进士，历清河，真源县令，安禄山反，起兵讨之，与许远同守睢阳城，诏拜御史中丞，城被围数月，粮尽，掘鼠罗雀杀妾以食士卒，城破，被执遇害。”张巡牺牲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守土功绩，尊称他为司马圣王（即统兵元帅之神），乃是保境安民之神。
配祀的神祗“尊主明王”和“后土夫人”，据当地人说是“社公”和“社婆”，或“土地公”和“土地婆”，莆田其他地方宫庙中也是如此说法。其实，这乃是两尊不同的佛道菩萨。据《百科明片》中解释：“尊主明王为梵语 Vidyā-rāja，又作持明王、忿怒尊、威怒王。明，即破愚闇之智慧光明，即指真言陀罗尼。明王有二义：（一）指真言陀罗尼之王，如佛顶一字真言为佛部之明王。（二）指一般所习称之明王，如降三世明王为密教诸尊之一。降三世明王等为教化难调之众生，而显现忿怒相。”简单地说，尊主明王乃是指某个佛狂化之后的形态，但不确定是哪尊佛。“后土夫人”乃是指道家四御之一（四御分别为：皇天大帝、后土娘娘、紫薇大帝、长生大帝）。民间常说的“皇天后土”，就是指天和地。
从上述所祀的神祗中既有本地的土俗之神——水神（吴兴和吴媛俩兄妹），也有来自中原的保境安民之神（张巡），同时还有佛教和道教菩萨。可谓是众神和睦共处地同保一方平安，共禳岁岁丰年。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民间信仰的纷乱，也反映出该社庙在信仰方面起了综合功能的作用，即是成为集民间信仰的宫、寺、观为一体的综合场所，这应当是唐时的一个特点。以后的民间信仰，逐渐地从的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过渡，其庙、宫、寺和观等就分开而各自独立祀奉相应的神祗菩萨。鳌头社至今仍保持当时的祀奉状态，可视为一处典型的民间信仰历史标本。
四、社名更改为“鳌头”的两种可能性推测
从社的沿革中的唐例来看，鳌头社原先的社名应是以里为名。至于什么时候改名为“鳌头”，虽然没有历史记载可查，不过，根据“鳌头”二字的含义及其鳌头社屋梁上的铭文记载推测，有两种可能的时间：
一是本社吴叔告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得中乙未科状元，有可能是本社社人因其独占鳌头，也就将社庙更名为“鳌头社”。若是如此的话，那么更名时间应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之后不久的时间。
二是根据鳌头社各屋梁上的铭文记载中可知，自唐创建以后，各朝代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修葺与维护，特别是在明代和民国时期，都有过重大的重建记载。社名改为“鳌头”最有可能的，应是明代一次的重建，这个信息是在社庙屋梁的“明 赐进士顺天府府尹 第通议大夫 吴献台 捐金拾两助建”铭文记载中透露。“助建”中的“建”，应是指重建，而不是一般的修葺。吴献台以重金助建，最是有发言权。所以在重建社庙之后，为光耀先祖的“独占鳌头”殊荣，给社庙更名，这是合乎常理的。若是如此的话，那么更名的时间应是社庙的重建之后的时间。
五、隐藏在鳌头社中的信息价值及其意义
关于唐时里社的信息，在唐代文献中记载不多。隐藏在鳌头社中有关唐时里社的一些信息，便是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例证资料，以弥补其资料的不足，。
在唐代，莆田地方为明经（与进士同等）出身的士人廖无几人，而在上述所提及的唐明经、国子监林才伍为建社捐地的信息中，竟然出现有明经出身的人物，而且以后还是在朝廷中央官学（即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中任职的官员。这一唐代历史人物，在莆田市、县各级志载中，竟然都查不到记载。就此说来，隐藏在鳌头社中的这一信息，也为莆地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位被遗漏的唐代历史人物资料，弥补了莆地文化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遗漏。
同样地，在上述所提及的明代赐进士顺天府府尹、第通议大夫吴献台捐金重建社庙的信息中，得悉了吴献台还有另外的一个官职——通议大夫，是明正三品初授嘉议大夫，升授通议大夫。可是在莆田市、县各级志书中，对吴献台的官职记载中，只提及到是“赐进士顺天府府尹”，缺提了“通议大夫”一职。为此说，这个信息也为莆田市志书补实了吴献台另一官职的记载。
此外，鳌头社之中尚隐藏着许多未知之谜的信息，如上述所提及的屋梁上有“丝杭”二字的铭文记载。“丝杭”二字究竟是地名呢，还是职业身份？若是为地名，即为当地地名学的研究提供考证的资料；若是为职业身份，更是给当地的古代通商史研究，提出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结束语
正由于鳌头社隐藏着唐以降的历史信息，我们才能藉以这些珍贵的信息，解密到许多有关唐时里社的概况及其人事活动的史实，从而填补了这方面的历史研究的部分空白。同时，它也为莆田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遗漏的历史资料，以弥补其研究的缺项。并且，内中未解的信息，也将为其他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课题。为此说，鳌头社乃是莆田地方上一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瑰宝，应当为当今世人所认识，所珍惜，所爱护。让其内中尚未解密的隐藏信息，继续发挥其历史价值的作用。 （续完） （吴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