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后溪人阮红冇在郊尾街开设“顺盛”糖行和桂圆行，将本地特产龙眼干、赤糖、冰糖、蜜枣等运往各地，换回布匹、肥田粉、洋灰等外地货在郊尾街道出售贩卖。其贸易的规模和物资品种都比陈士模那时代明显的不同，肥粉和洋灰都是往昔所未有的近代时麾物资，特别是洋灰，又为郊尾地方的建筑业服务，当时的郊尾街道铺设的水泥就是在那时候与外地贸易而转销回来的。当时的肥田粉乃是从英国进口的硫酸铵，这是与农家肥和豆饼肥不一样的另一种肥效更高的化肥，再次体现出随时代的进步，农业与商业进一步密切的关系。
布行所出售的，多是从外地转销的布匹，一般是洋布，所谓的洋布，实际上是用机器织制的，如哔吱布、斜纹布、龙头布、葛白布和棉纱布等，供经济较好家庭穿用。少量的是苏州纺绸和呢布，供一些富户享用。小布店售卖的大多是土布（本地布），当然也兼卖一些洋布。本地布中有用苎麻织成的，叫做“粒爷”布，有用麻织成的布，叫苦麻布。这些对一般贫苦的郊尾农民来说，很受欢迎。因为布料关联到“衣食住行”生活四大事中之一事，所以销路较大，也是繁荣郊尾街的较大支柱行业之一。
民国时期，洋布转销到郊尾虽然对本地的手工机织土布有些冲击，但还不至于完全代替，至1949年后，纺织工业发展迅速，机制布基本上代替了本地的土布。1954年9月，实行棉布按人口定量凭票供应，棉布数量少，往时那些会织布技术的妇女，再度使用传统的织布工具——木制织布机织布，以弥补供应的不足。当时，自家织成的土布只能自染自用，不能拿到市面上卖，也无人敢暗自收购贩卖，这是当时的形势要求的，因为若是私自在市上卖，便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郊尾街那些不能自织的市民，在棉布供应不足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便有人想其他办法来暂渡难关，即是买小学生用的红领巾缝制成内裤，因为买红领巾是不用布票的。到了文革临结束的七十年代初期，郊尾供销社在销售日本进口的化肥时，将化肥的外装尼龙袋取下，分配给全公社各个单位人员以作做衣裤被子之用，分配名额是，公社、供销社、粮站、邮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每人二条袋，中、小学公办教师一人一条袋，这是布料再利用的一种改善供应不足的创举和途径。直至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开始，纺织品供应好转，取消布票，郊尾的土布才消失。
三、织布、牵糊、染坊
郊尾街小布店所卖的本地布，都是分散在四周农村中的各家各户中自行织制的。本地区的农民家庭生产乃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方式，每家女孩在十来岁即学纺线、织布，一人一天只能纺3～5两棉线或苎麻线，纺成的线须送到顶街牵糊章（阮金章）家去牵糊（即用糊浆浆线）之后才能上机织布。因四邻村庄的纺线都拿到郊尾街这一家来牵糊，为此，牵糊章的家庭牵糊作坊生意很忙。牵糊章夫妇都是在郊尾岭加窝龙眼树下长直的空地上牵线浆糊的，牵糊之后又得挑这些浆过糊的线捆到戈墩溪去漂洗。牵糊章就是靠这牵糊的手艺赚下了很多钱，买来了许多田地，结果在解放后评身份时，被评上富农，从这可间接说明当时郊尾地方的家庭纺线织布的盛况。
1995年《仙游县志·纺织 印染》载：“明清时期，木机织布很普遍，盛产夏布，还有麻布、剑麻布，除自给有余外，还供贸易。至民国初，仙游处于lsquo;女织布，男耕田rsquo;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状态，几乎每家每户都生产夏布及部分棉布。”尤其是抗战时期，洋布进口中断，土布成了市面上的主布料，农村妇女织布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据《仙游县志·纺织 印染》载：“民国27年（1938）榜头紫泽村几户村民从福州购进木制织布机，工效比本地土布机提高4倍。”家庭妇女织成的土布后，有的直接卖给布店出售，有的要自用就把布拿到染坊去染色或印花。
郊尾街最早开染坊的是顶街乌龟旦（阮红冇族兄弟），后是周元伯的父亲也在过桥开染坊，再后是盖尾杉尾人郑加良在顶街开染店。仙游靛染业历史悠久。据宋《仙溪志》载：“渍蓝为靛，红花可以朱，草可以紫。”当时是采用栽种的靛蓝类植物（俗称小青）浸制成染料，把土布染成青、蓝、黑色，做衣服、被单等，土布印花，有染蓝地、印灰花被等。染坊设备简陋，仅有染缸、石磙。民国时期，因受到洋布冲击，印花作坊减少，但染布店仍有生意。1952年后，郊尾供销社销售化工染料，取代原来天然蓝靛，村民多以自染自用，印、染作坊相继停业。在七十年代初期，郊尾在销售日本进口的化肥时，将化肥的外装尼龙袋取下，分配给本公社各个单位人员以作做衣裤被子之用，同时一些家织的土布也悄然上市，在这种背景下，郊尾周元生在下街开办了化工染布店，郊尾街郑绍鉴和黄国森等人也挑起染布担下乡为四邻八村的人们染布。直至取消布票满足供应棉布时，就没有人再用土布或尼龙袋去染色了，郊尾的染布店和染布挑子也就随即消失了。 （未完待续） （吴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