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依据
在蔡京四辅国时期（1102-1125），有个叫做孟元老的，崇宁二年（1103）到了东京，1127年南迁，寓东京24年。离开以后，念念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后来写了一本《梦华录》。《序》中说：“（东京）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湊，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hellip;hellip;”从中可以看出，在12世纪初期，东京曾经是世界上一个繁荣的城市，是中国直至世界的一个商业中心。
在那时，“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在孟元老心目中，东京简直成了“世外桃源”！所以在历史上，蔡京被称为“太平宰相”是有根有据的。孟元老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谁不喜欢过太平安定的日子？既然那时东京那么繁荣，“太平日久”，又刚好蔡京四辅国，四上四下，所以称他为太平宰相那是恰如其分的。据《宋史》的《蔡京传》记载，在宋徽宗在位期间，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第一次任宰相，后经二次、三次任相，于宣和二年（1120）“令致仕”，时年74岁。六年，“再起领三省。京至是四当国，目昏眊不能事事”，只好由儿子代写奏章，上朝面君。那时正是因为第四次辅国不了，后来终于发生了宋钦宗改弦易辙，金兵攻陷东京，打砸抢烧，擄走徽钦二帝hellip;hellip;
《梦华录》，这是孤证吗？不是。宋徽宗时大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把那时东京繁荣景象记载了下来。这一世界名画也告诉后来人，在12世纪初期，宋朝东京曾经是世界上最繁荣最美丽的城市。
二、卅二年严峻考验
蔡京时代是大智大勇人才辈出的年代。1030年，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和《中庸》，进行教材改革；这年，蔡襄得中进士；1036年，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诗，歌颂范仲淹等人，引起京城知识分子共鸣，争相转抄，出版家甚至还为之印刷出版，广为发行，“得厚利”；1043年，庆历新政施行十大政；1069年，王安石变法；次年，蔡京得中进士。
但是，太皇太后却反对变法，要宋神宗罢王安石的官，影响极坏。据《宋史》的《蔡京传》记载，蔡京登第后，“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斑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这说明在紧要关头，蔡京立场坚定，不是太皇太后的跟屁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很不简单。
1085年，宋神宗驾崩，高太后临朝听政，新人新法一概排除；次年蔡京离开东京，去地方任职，一去便是7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惇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主动配合宰相用新法理政。这说明，七年地方任职以后，蔡京不是老气横秋，而是精神焕发，对王安石变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过去在朝时间久了，对全国各地了解不多。这次下去方知道，王安石变法在各地大得人心，不得人心的却是高太后，这就更加促进了蔡京对新法的学习和研究，有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
朱维幹《福建史稿》第四篇第九章《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用八个节篇幅详细介绍了耕地、水利、农业、渔业、食盐、手工业、建筑、矿冶八个方面变化。他虽然没有具体就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进行论述，但却体现了宋朝中期改革的成就。这是因为国家政治权力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联系一下经济发展实际就清楚了。而且他还有一节《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结》，共五条，“第四是品质提高，茶叶、荔枝皆驰名全国”。由于茶叶发展，建州“摘山之夫，什倍耕者”。这些很显然是市易法的硕果。在那时，福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所以，市易法诞生之日，便是我国农工商诸业并重，经济不断发展之时。很显然，蔡京后来业绩那样显著，是和七年地方任职期间再学习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得人心，硕果累累，使他增强了历史使命感。
所以，从1070年中进士，到1102年辅国之前，蔡京有个卅二年严峻考验时期。
三、十年攻坚克难
朱维幹在《福建史稿》第四篇第十一章《宋代福建的农民起义》原因“三，茶盐官卖”时说：“熙宁三年（1070），因为福建路官积陈茶太多了，权听通商。元丰七年（1084），本路运副王子京，以为权听通商的结果，茶户把良好茶叶卖给客商，官中所得的只有常茶，请仍旧施行榷法。”这个记载说明，在市易法实行以前，茶叶“官卖”不行了，更为商卖。但是，商卖，也不行，这就是新法出台的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商卖需要国家政治上倾斜，扶植商业，例如商旅卖不出去的东西由各地政府负责平价收购，缺钱时给予贷款、赊货等。王安石的市易法正是这样决策的。
但是新法实行后，却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往往来自各级政府官员，王子京得不到好茶不满意便是一例。所以，1085年宋神宗“驾崩”，高太后掌大权，就要废除新法。她是顽固派，只知道有权就有一切，她一废除新法，旧日子就会卷土重来。但是却行不通，因为不得人心，所以后来宋哲宗亲政时要继续实行新法。这说明在那时，王安石变法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而且早就深入人心，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崇宁元年是1102年，市易法施行刚好30周年。那年，宋徽宗下定决心，继续改革，任命蔡京辅国，把市易法引向深入。例如茶叶，实行官购商销，为茶农和茶商提供方便。让二者增加收入，并缴纳一定的赋税，确保茶叶生产、销售健康发展。四年，再次改革，方便于民，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商人贩茶必须向官府购买茶引和官造的盛茶笼篰，官府通过垄断茶引印卖权达到专卖目的。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第三次辅国，终于创立了系统严密的合同场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一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都茶务发卖。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也仍由官府制造。商人贩茶先向官府买引，再向园户买茶，用官造笼篰盛装，由官府合同场秤量、点检、封记，在茶引和笼篰靨面盖底用纸题写合同场年月日、商人姓名、茶叶指定贩卖去处、茶色、斤重、字号、料数量等。商人到了指定的贩茶地，当地官员再次验证数量等，然后启封贩卖。这样做，让茶叶产供销纳入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轨道，使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骨干力量作用。于是茶法大功告成，初步理顺了国家、个人、农工商各个行业之间关系，兼顾了各方面利益。
所以，这十年称得上是市易法的攻坚克难阶段。后人要恢复“官卖”，他就要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国防建设等经费哪里来？茶法是这样，盐法等也是这样，兼顾了国家、个人、各个行业利益，体现了农工商诸业并重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
蔡京辅国之业绩，东京新貌为之作证。那么，全国各地呢？则是通过地方志等为之证明。所以，把各地地方志拿出来便知道，其结论恐怕和《福建史稿》大同小异，无不肯定崇宁、大观、政和等年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