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爵，字修其，号耕冰，莆田涵江区涵西保尾田边庭人，出生于涵江杨芳村张井。莆阳著名的地方史学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得到邑人史学界权威朱维幹教授的赞赏。今年6月15日，纪念他120周年华诞时，人们钦佩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与对历史的杰出贡献。
康爵父亲康秋波是清朝五品官吏，家教甚严。他自幼聪颖好学，手不释卷，爱书成癖、刻苦攻读，且有惊人的记忆力，浏览典籍过目不忘。文章隽秀、才华横溢，为人称道。他热心於地方文化事业，1919年上大学时，趁暑期与几位同学，利用他家中藏书创办涵江图书馆，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地方私立图书馆之一，他以自己的藏书并多方网罗图书，使图书馆的藏书达近万册，图书馆增添许多地方著作、资料、抄本等，馆内设有阅览室，供读者借阅，成为当地文化活动的中心。后来，为了促进交流，他编印馆刊，与省内外各大图书馆交换刊物。当时的涵江图书馆分别是中华图书馆协会和福建图书馆协会会员馆，他本人也是协会会员，可见涵江图书馆和康爵在当时图书馆界的影响力和地位。他创办的图书馆及其本人曾被史志辞典收藏或收录，如《中国藏书楼》之《中国藏书大事年表》、《历代藏书家辞典》、《中国藏书家辞典》、《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莆田文史资料》等。
康爵拥护辛亥革命，向往新文化。为了增长学识，开拓眼界，曾不辞劳苦两次游学京沪宁杭。毕业於上海春申大学，后在上海南洋中学执教，拜识了蔡元培、黄炎培、郑洪年、傅斯年、陈叔通等著名学者，这对他后来的事业影响很大。返乡后继续担任涵江图书馆馆长，仍亲自编印馆刊，与全国各大图书馆交换刊物，广辟书源，以飨读者。他为《闽中新报》主编“蒲口文献”副刊及《东南日报》副刊特约撰稿，并为《莆田县志》的编修之一。
康爵勤於笔耕，论著达25种之多。他所著的《莆阳大事记》、《乡故汇钞》、《乡贤宦绩录》、《闽川名士传》、《莆田书家录》、《莆石漫录》、《乡贤友声集》、《闽妇人鞋袜考》等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所编的《莆阳诗话》多至八册，是继郑方坤的《全闽诗话》、肖远村的《莆阳乐府》、林人中的《莆阳风雅》之后的重要著作。他的《莆风清籁集补遗》则补郑王臣《莆风清籁集》之遗漏；《莆田艺文志》和《莆阳经籍存本》考证了清代四库全书记载的疏误，并作了订正及增补。
康爵一生曾不遗余力采集和挖掘地方文献，为保护和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莆田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称，曾涌现过许多文人名士，这些人大都为官在外或浪迹天涯，加上历次兵火战乱，他们的著作在当地已所存无几了。他不畏艰辛、不惜耗资，足迹遍及长江黄河南北，大力访求抄录，他搜集乡故史献的时间很长，生活艰苦，在借到史料时，欢喜欲狂，急带回住所，往往夜以继日地手抄录，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多年劳碌，坚持不懈。广集莆田历代乡哲著作196部，共计870册。著名闽史专家朱维幹先生曾做过统计，莆田乡哲著作收入四库全书者共计42部，康爵收藏其中的31部，虽未收入四库全书,而在书目提要中仍有存目者约有50部，他收藏的有17部；未为四库全书所收录或成书在四库全书之后者，他收藏的共达148部之多，朱先生曾对这些书的得来不易而赞叹不已。在他的藏书中，有郑樵的《鬼料竅》，陈昂的《白云集》，林达的《自考集》，周如磐的《澹志斋集》，叶甲、方综、林简、周闻的《寄楼合选》，肖远村的《莆阳乐府》，廖必琦的《荔庄诗抄》等书，堪称孤本，极为珍贵。藏书中还有林蕴的《林邵州遗集》，陈黩的《陈颖川文钞》，黄彻的《巩溪诗话》，郑厚的《艺圃折衷》，蔡戡的《定斋集》，黄仲元的《四如集》及《四如讲稿》，余怀的《东山诗苑》，郑王臣的《兰陔诗集》等书，虽非孤本，亦属罕见。藏书中另有60多种是钞本，如余扬《莆变记》、陈鸿的《莆变小乘》等，这类作者身世飘零，又恐触及当时文纲，书虽写就而未尝问世，所以极为难求。藏书中还存有陈学谦的《荔城见闻录》、黄南海的《续莆阳比事》、李光荣的《宋元明清大事记》以及《补莆邑志所遗》，均为地方稗史，其史料价值不可估量。还有清末、民初的莆田名士江春霖、张琴等人的著作、字画。他还曾经把其珍藏的这些书籍在莆田书画艺文展览会上展示，并亲自编目介绍，受到广泛好评。此外，他还购置各种图书、资料逾万册，并订阅各种报刊、杂志，供读者阅读，涵江图书馆当时名闻遐迩，为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还曾计划编印《莆阳丛书》以传后世，为此曾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并购置了许多印刷设备，可惜突然染上疫病，竟英年早逝！夙愿未能实现，无疑也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
康爵对志书和目录学也是毕生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二八”上海战事结束，商务印书馆为复兴图书出版事业，向各方面征求志书出版意见，他草拟了《方志出版计划》，得商务印书馆第二名的奖金，其学术造诣可见一斑。其他已脱稿的有《各家书目摘抄》、《涵芬楼书目补遗》、《古今方志总目》等。其中《古今方志总目》一书最为宏巨，这是他自费遍历全国主要省市图书馆，走访了许多史学界名士和藏书家，广查当时现存的地方方志几千部，编成调查集稿数箱，后寄寓上海进行整理、编撰。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渊博的学识，历时四年之久方成此巨著，手稿共达20余厚册，内容包括赵宋之后的各地方志概要。全书穷搜博考，提纲挈领，使散见全国各地的志书得以窥其全貌，是史志方面的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题跋称此书“搜集既博，体例亦精，史志之津梁”；郑洪年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拾遗补缺，条分缕别，明发其凡，治史学之津逮也。”黄炎培先生题赞此书“洵为学界之光”；于右任先生也为此书题了词。由此足见当时史学界对这部著作予以很高的评价。“文革”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曾将他的《古今方志总目》列入出版计划，因动乱浩劫而告吹。
康爵一生为了藏书倾其所有，并无什么积蓄。他逝世后家境贫困，全家搬回涵江田边埕旧屋居住，全部藏书也一并迁回。他生前好友原槱岩先生对他家关怀备至，多方照顾，其孙小时候经常寄读於他家中，视同家人，还常领他们去拜望当时莆田有识之士宋湖民、杨子元等老先生，他们对康家的藏书都极为关心，热爱地方文献的情感溢於言表。1956年福建省有关部门致函康爵令郎康文芳，希望他正确处理此事。经商量后，得到康爵遗孀詹谦勤的同意，把大部分藏书由福建省图书馆收藏，康爵手稿以及一些珍贵藏书仍由康家保存。在1966年“文革”初期，这批珍贵的手稿、藏书，以及家中的字画、古玩一并扫荡无存。十年动乱之后，其家人曾多方设法寻找这批珍贵藏书和手稿的下落，但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陈长城先生对这些地方文献一直十分关心，曾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陈先生过录过几部他的著作，他的一生心血，赖之保存少许。莆田县商业局范宗良先生也把他拾到的几张康先生手稿，无偿送还康家以作存念。可是，康先生的手稿和藏书大部散失，这不能不说是地方文献和史料的一大损失！
今年6月15日我们应邀参加纪念康爵先生座谈会，无比荣幸之至！我们为康爵短暂的人生痛惜！为他执着拼搏的精神感佩！为他在中国史志事业的杰出贡献欢呼！也为他子孙后代建造“康爵故居纪念馆”而欢欣！不禁匆拟以下两句，聊表敬意！
康爵史志书藏著誉满莆阳
修其目录学博精扬遍中华 （康乃良 郑邦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