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绪

天下之文章，其多出于闺秀乎？闺秀有能学汉魏盛唐，风格高骞者，必亟登之。考中国古代女性诗歌作品之传世，向来首重妇德，次论诗艺，普遍采取“以人存诗”的选录标准，以“整一人心，扶持壶教”，以“风天下而端闺范”为已任，因而编辑者对“女冠缁尼”，青楼失行妇人诗，以及“篆刻云霞，寄怀风月，而义不合于雅教者，虽美不录”。如清代黄传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序：“山川灵淑之气，无所不锺。厚者为孝子忠臣，秀者为文人才女，其郁而不宣者结为奇珍异宝，余而不尽者散为芳草奇花。夫忠臣孝子，史不绝书，争光日月，即文人亦得以尺简寸牍，荣当时，传后世，心慰而气稍舒矣。惟闺阁之才，传者虽不少，而埋没如珍异，朽腐同草木者，正不知其几许焉也。此曷故欤？盖女子不以才见，且所选多殊，或不能专心图籍，镇日推敲，此闺秀集之所以难成也。成帙矣而刻之未便，传之无人，日久飘零，置为废纸已耳。”
妇女能文曰闺秀，有名美女曰名媛。须眉不敌巾帼，古已有之。如像谢道韫、江采蘋、鱼玄机这样妙有才华之淑女名媛、寒微碧玉，她们吟咏自己之名诗佳作，又何止成千上万，蔚为花之海洋？只是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条条框框横加束缚和扼杀，遂使多少闺房才女、天下名秀望月兴叹，对花落泪，好端端地把青春妙龄、豆蔻年华，一代代埋没深闺，付诸东流，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莫大之损失。
笔者最近阅读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安徽歙县汪启淑所辑《撷芳集》可知，作者将所收诗人按流品分为“节妇、贞女、才媛、姬侍、方外、青楼、无名氏、仙鬼”等十类。其编序原则大略先德后才，先贵后贱，先人后鬼，对于方外和青楼两种另类尤其加意区别。直到道咸之间（1821-1861），江西抚州府宜黄县刻书家黄秩模（字子全）编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黄氏在汲取前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采用“人诗并重，存没兼收”的选录标准，踵事增华，后出转精，打破以德论人，生者不录的严苛标准。“消解流品，以韻系人的编纂体例”，扩大了女性文学总集编纂的体例自由。“以南方为主，群体为先”的主体框架，充分彰显在生成上以家族为中心，在分布上以江南为中心。福建地处东南，为望族聚居之地，如建安郑氏在清代就有兖州知府郑方坤（字则厚）姊郑徽柔（字静轩）、长女郑镜蓉（字玉台）、次女郑云荫（字绿□）、三女郑青蘋（字花汀）、四女郑金銮（字殿仙）、六女郑咏谢（字菱波）、七女郑玉贺（字春盎）、侄女郑翰蒪（字秋羹）八位女诗人。长乐梁氏则有清代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梁章钜（字闳中）之母王氏（字淑卿）、叔母许氏（字鸞案）、室郑氏（字齐卿）、长女梁兰省（字筠如）、次女梁兰台（字寿研）、三子梁集恭辰室杨渼皋（字婉惠）六位女诗人。
“读者不难发现，才女多出名门。其源盖由于她们自幼饱飫诗书，熟聆教诲，沉浸于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濡染所至，培植学识，甄陶才情，当然，也都离不开个人的刻苦用功。如其所述，闺阁名媛们，不管是妙龄少女还是老耄妇人，一生躭于诗词、勤于写作，或拥被孤吟，或对菊寻诗，或青灯映读，或高堂联句，日常不离笔墨，往还多论诗文。以此持恒，故学能日进，不自期而芳名远播，雅韻长留。”（见《琴寄室诗词》序）
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自先秦之《诗经》开始，历经汉唐再到两宋，女性作家不乏其人。到了明代后期，女性诗人猛增，其诗词之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清代闺秀诗歌的创作，可从近代学者胡文楷孜孜兀兀，编搜闺阁艺文，露钞雪纂、笼群娥于笔端，撷众香于几上，历二十四春秋，编成《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其目者则有明清两代女诗人三千七百五十余人，得其者八百余家。仅清代女诗人约有三千五百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
近代学者史梅又辑胡氏《历代妇女著作考》未收者一百一十八人，著作一百四十种。两书合一，蔚为大观。真正体现易顺鼎《清代闺秀诗人征略》序：“闾巷歌谣，居多数者妇人女子，盖治莫先于门内，化必起于闺中。hellip;hellip;lsquo;温柔敦厚rsquo;四字，能治亿万世之性情；汉、唐、宋、明诸朝，更沐数千年之文化。所传名媛，不少诗家；至于有清，遂臻极轨。琼闺之彦，绣阁之姝，人握隋珠，家藏和璧。其最著者，若培远堂之母，教不愧儒宗；蕴真轩之诗才，足称女杰。沈云英、毕韬文之勇略，真兼孝女奇才；纪阿勇、黄皆令生平，俨然宿儒遗志。”
至于文献名邦莆阳一隅，地灵人杰，才女诗人的出现，屡见不鲜。自唐以降至清，就涌现出六十二位闺秀名媛、才女诗人（注：本版下期起连载），但这些名媛之集，鐫刻不多，红香小册，绿窗零帙，流传极少，蒐求非易。诸多著录所载，或有目无书，或名存实亡，年代久远，难以考究，盖非一人之力所能尽窥，又非仓促之间所能求得。笔者囿于见闻，限于才力，虽到荒摊冷肆搜求，往往区域未广，挂漏殊多，而今斗胆谨叙始末，是篇之成，意在抛砖引玉，以俟异日拾遗补阙，自信于推动吾莆才女诗人之文学创作，或许有所补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