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阳

廷杖是皇帝在朝廷或殿堂上对大臣实施的杖责。通俗地说，就是用棍杖打大臣的臀部。相比杖刑来说，廷杖并非法律的明文规定，它是一种法外之刑。廷杖之刑始于东汉、北周，维之于隋唐，盛行于明代。在明代，廷杖之刑成了皇帝利用厂卫等御用工具进行专制统治的主要手段，自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思宗朱由检，廷杖之制贯穿始终，屡见不鲜。明代杖打大臣，有行杖者锦衣卫校尉，有监刑者司礼监太监，杖打的地点在午门外。行刑时，由侍卫和太监将受刑者绑赴午门外，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宦官厂卫分站左右，各三十人。监刑宦官宣读皇上的诏书之后，行刑狱吏手持木棍（也有用鞭子、金瓜等）冲上来，将受刑人扑倒在地实施杖刑。明代前期，皇帝对于被施杖刑的大臣，多少还存了点体面，允许他们穿着裤子，还要拿一块毡子裹起来再打。被打者伤势不太重，一般养上几个月也就痊愈了。后来到了明武宗的时候，就用麻布把受刑者从肩膀以下绑住，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杖刑。执行过程中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以头撞地，口中塞满尘土，胡须被磨掉，场面极其血腥残忍。受刑者轻则终生残疾，重则死于杖下。
明代廷杖，由杀而辱，廷杖摧毁了文人的精神优越感。廷杖已经不是惩治贪官或犯错误官员的手段，而是皇帝维护自己权威甚至发泄怨气的工具。皇权滥用，淫威滥施，意气用事，尤其是明武宗朱厚照不仅违背了祖宗的教训，为明代中叶朝政腐败打开罪恶之门，也将明代书生官员的意气激发出来。死亡的士大夫固然可怜，但他们青史留名；受伤的官员值得同情，他们成了清议的代表。因此，廷杖摧毁的是文人的精神优越感，却同时使文人致力于新的精神家园构建。由惧而喜，受杖演变为气节清誉的表征。由朝而野，士林精神的偏差与纠正犯颜直谏，不畏强权，是文人气节的标志，是士林精神的体现。但言事受杖得到颂扬赞美并乐意受到廷杖，其精神偏差就很严重了。在廷杖的惩治下，君臣的郁积之气膨胀扭结，不仅延误军国大计，更造成了不顾朝政、不论是非的争斗。以致君以意气使臣，臣以意气事君，行政中枢疲于应付，国家大事搁置贻误，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进程。而廷杖下的士林感受，从触及灵魂的羞辱演变为正直清高的光彩，也成为后人评说分歧甚多的历史怪象。国难当头，时局危难，正需要君臣一心，匡救社稷。然而，皇上不惜臣下的直谏而施以廷杖，群臣固执地坚持礼节道义，却看不到国家的危机甘心受杖。病态的君主和偏狭的书生之间意义不大的争执，在荆鞭上扭结成毒瘤，终于毁灭了明王朝的政治肌体。明代君臣尽失礼仪，难怪乎明亡之际忠臣无多，降臣、逃臣不少。所以，廷杖的皇权象征意义扭曲与其所引导的士林精神走向偏颇，是明代社会政治的灾难，值得后人深思。
明代受廷杖的莆仙名人包括尚书林俊、兵部侍郎郑岳等大多具有直谏，不畏强权的文人。体现了明代莆仙名人高风亮节的精神。他们分别是林诚、黄仲昭、林俊、丘天祐、郑岳、马思聪及子马明衡、林富、黄巩、刘勋、林大辂、丘其仁、张曰韬、林迁乔、郭日休、方一桂、郑一鹏、朱可宗、林允宗、林应标、方一兰、林錝。
林诚（1426－？）字贵实，号井庵。莆田城关龙门（今城厢区太平社区）人。明代书法家。宋侍郎林彬之后裔，曾祖林嗣仁，祖父林英，父林辉，母吴氏。宣德元年（1426）六月初五日生，行一。生未弥月，失怙，七岁而大父复卒，伥伥无依，克自俭苦植立。登景泰四年（1453）福建乡试许评榜第136名举人，礼部会试第182名，天顺八年（1464）彭教榜三甲第139名进士。初由兴化县学转广西佥事，成化三年（1468）九月拜广东道试监察御史，次年实授。以刚正敢言声名海内。成化四年（1468）九月，因星变，与诸御史、给事中董旻、胡深等九人请罢户部尚书大学士商辂及礼部尚书姚夔、兵部尚书程信，下狱杖之。未几，复官，奉命按视河道，疏言六事。居官清慎，勤于政事，风纪凛然。成化五年（1469）改巡盐长芦，时深州、海盈等十三场陆运艰远，商人不支盐课，盐斤堆积。任内将二大引分解为四小引，行“议价折布解库”之制，是为边布之始。后奉旨提学京畿 ，持法外严而存心内恕，得敷教体。每念豫让为人臣不以存亡易心，是为臣节之盛，令所在之庙祀之。成化八年（1469）六月，谢病归养母，家居近十年。当道者交爱其才，屡檄起之。成化十九年（1483）复入京，仍授湖广道，命理两浙盐政。适初春地震，驰上弭灾十事。至浙，锄奸豪，革宿弊，鹾法一清，无敢犯者。时浙盐缺商报中，积滞小引二百七十六余万。乃将两浙二十年之盐课分作五年开卖，每年得价银四万余两，以作边用。老吏谓：“百年间无此御史也。”成化二十年（1484），疏陈八事，皆通盐政，以纾国家之急，咸见采纳。后以疾告归。林诚莅官明达，吏事精勤，有所弛张皆切时弊；凡事人所难为者，一切易之。都御史滕昭屡扬于朝，曰：“以六察官而举都宪职，林某耳。”成化二十三年，知府丁镛等在南门外横街为归田监察御史林诚立“两朝侍御坊”。卒后入祀莆田乡贤祠。
黄仲昭（1435－1508）原名黄潜，以字行，号未轩，又号退岩居士。莆田城内东里巷（今荔城区英龙街）人，民籍。黄滔十八世孙；曾祖黄文圭；祖父黄寿生，明永乐六年进士，翰林院检讨；父亲黄子嘉，束鹿知县。明代著名的方志学家、诗人、理学名臣、文学家、书画家。宣德十年（1435）二月二十七日生，行二。性端谨，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学。府学增广生，登天顺三年（1459）福建乡试杨琅榜第6名举人，礼部会试第179名，明成化二年（1466）罗伦榜进士，得二甲第44名，时年三十二岁。选庶吉士，次年（1467）十月授翰林院编修。十二月，宪宗命词臣预撰明岁元宵烟火花灯诗，与章懋、庄昶三人联名上《谏元宵赋烟火诗疏》阻之，求以为国为民排忧解难为重，大略言：“今川东未静，边左多虞，江西、湖、广，赤地数千里，万姓嗷嗷，张目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劳，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hellip;hellip;古帝王慎小谨微，必矜细行者，正以欲不可纵，渐不可长也。伏乞将烟火停止。”上怒，俱被廷杖、贬官，时称“三君子”，并与因直言被谪的罗伦合称“翰林四谏”。贬为湖南湘潭县知县，未行，成化四年（1468）正月，刑科给事中毛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谏，实盛世事，乞复其职”，特旨改任南京大理寺右评事。清守执法，有曲庇、托情、阴私者均禁之，由是平反号多，而忌之者亦众矣。成化十一年（1475），丁忧归，无意仕途，服阕赴京，遂引疾乞归。于城南门外霞皋村（今城厢区华亭镇霞皋村）筑“俱乐亭”，朝课耕桑夕校书。家居达17年，完成了福建省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的纂写任务。弘治元年（1488），御史姜洪奏请起用仲昭。孝宗下旨，令地方官礼请出山。弘治三年（1490）晋京，至吏部参谒，尚书王恕亲及门迎之，以宾礼揖让，升堂相向再拜，缙绅两高之。初授职为《宪宗实录》纂修官，受忌者所阻，改任江西提学佥事，品文校行，毫发不爽。时朝廷以学校冗滞，行法沙汰，仲昭谨奉勅书，于宦家子弟，无所宽假，人不便之。刻《通鉴前编》及《朱子纲目书法》，并编定《冠婚丧祭仪礼》供刊布。弘治八年（1495），年届花甲，连疏乞休。归家后，以讲学著书为事。弘治十四年（1501），应兴化知府陈效之请，与原四川布政使周瑛合修《兴化府志》，完成其中人物部分的编写。所编志书除上述两部外，还有《邵武府志》、《延平府志》、《南平县志》等。所纂《八闽通志》，全书共87卷，总18类42目，每一类均按省、府、州、县顺序记述，体例严谨，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后世福建省各级方志编纂之所本。其编写的志书，“教化”功能强，人物门类齐备，世称他的文章“雄浑醇雅”，诗“和易近人”，评价颇高。 著作甚富，《纲目书法》、《学庸或问》等“羽翼程朱”之作，对宋儒理学有所发明，游武夷山时和朱熹唱《九曲棹歌》，为和韵中的佼佼者。撰写《辩易卦未济》、《春秋褒贬》、《雅风升降》、《学庸或问》、《通鉴证异》，对前人之说均有所发明；《明画韵编》称黄仲昭“亦工书画”。另著有《未轩集》12卷、补遗2卷，收入清《四库全书总目》。正德三年（1508）十一月初一日卒于家中。葬于今城厢华亭镇云峰村，墓至今保护完好，有墓碣刻“明理学名臣未轩黄先生佳域”。卒后入祀莆田乡贤祠。成化二十二年，御史刘信在义井里为丙戊进士黄仲昭、陈岳、林敷、林孟和、朱文环、余祈繁、柯墩、林正、黄琏、邱山、余康、陈鼐立“群凤坊”。《明史》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