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翠芳

先父康爵（1895—1943）字修其、号耕冰，诞生於羊年（乙未年，1895年五月十八日），卒於羊年 （癸未年，1943年六月初九日）， 享年48周岁(虚岁49岁)。詹谦勤（1910—1990）母亲常感叹说，他们属相不合，羊毛咬狗齿(涵江话)，致使其年纪轻轻守寡；守着满屋的古书、几大箱手稿及老少五口，生活艰难hellip;hellip;。今年又逢羊年，是父亲诞辰120周年。他离世那年我仅六岁，但他那来去匆匆的脚步，忙碌的身影，清瘦、坚毅而又慈祥的脸庞，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许多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依稀记得那年春节（1943年）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套着马褂，两手互揣袖笼，靠着椅背坐，我手捧一束花歪靠他右侧站，这是我们父女的第二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他跟母亲说每年都要给我拍照，等我十周岁搞个“影展”hellip;hellip;。父亲白天很少在家，经常是在我们晚餐后才返回，到家后，也是边用餐边在煤油灯下看书。母亲常又心疼又嗔怪他:以书配饭，省菜了。父亲一有空常带我去市顶买好吃的早餐，或去老家姑母家玩。他视我为掌上明珠，从未对我发急，哪怕是我把刚买来的宝贝紫砂壶盖打破，也不。连在旁一同欣赏的亲友都感叹道，修其真痛爱芳阿！此况在我亲戚家传为美谈。父亲是一名律师，每逢周日出庭回家，总不忘从城里给我带回各种小点心或彩塑泥人。我有两大书柜的彩塑泥人，父亲笔耕之余一同欣赏时，我会照模样摆各种姿态逗他们，为他枯燥的笔耕增添乐趣。那时文芳兄长求学在外，家里仅我一小孩。
大概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日军飞机轰炸涵江，炸弹落入距后坡涵江图书馆20多米的沟对面的双茂隆，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图书馆受到极大震撼，一楼图书、报刊杂志震落满地，门窗、书柜玻璃震碎，一片狼藉。家人躲藏在后院菩萨案桌下惶恐不安。飞机远去了，父亲急忙安排清理狼藉场地，所幸大量费尽他毕生心血，从全国各省市图书馆、民间藏书楼等，千辛万苦搜索来的古籍、手抄，存在几个大铁皮箱和木箱中，还安然无恙。父亲还是非常担心，如何稳当保护，和母亲商讨，连夜捆包，转天雇佣五、六个挑夫在后院小门外，一人一担。那场面至今记忆犹新，父亲牵着我的小手一边嘱咐他们如何小心，到哪个码头上船hellip;hellip;，说是一起去祖母的乡下老家 “跑反”。那时的我，睡梦中一听轰隆声音，都会吓得大喊：飞船来了（飞机的涵江话）！一说“跑反”就心惊胆战。
近年接触到一些资料才知道,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正紧锣密鼓地要向家乡人民，文史界的学者，汇报分享他的成果。春节刚过的一九四三年二月，莆田民众教育馆乡贤书画艺文展，那些躲过劫难、尽心维护的古书、手稿和字画得以向公众展示。此次展览引起莆田文史界极大振动，在民间盛传。朱维幹在一九四六年南方日报《荔乡文 献》023期“跋康修其先生莆贤著作书目”中有详述：展出其收藏书多至一百九十六部八百七十本。书中部分为明版，部分堪称孤本，另一部分虽非孤本也甚罕见。藏书中有六十种为抄本，修其自著稿约十四五种如: “莆阳大事纪”、“莆田艺文志”、“莆阳经籍存目”和“耕冰寄卢漫录”等。
“莆田大事记”，连载在康爵主编的1942年《福建新报—蒲口文献》4--15期上。并在此刊上，登载比玉先生特辑、“顾梦游关于宋比玉诗”二首等。一九四三年，由陈长城主编，三日一刊的《福建新报—壶兰文献》，从第二期起，“莆阳献征录”连载。编者“小引”落款癸未四月。同一期刊上还登载“莆风清籁集补遗”，“四库全书中莆田经籍检讨”、和“莆田大事记（明初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等。读者注意到从《壶兰文献》第 23至26期停载康爵有关文稿，这个时期正是他得重病。至第27期又开始刊登“郑延平与耿精忠时代的莆田”，那已是父亲生前遗稿。
1943年福建各地闹鼠疫，母亲带家人都打了防疫针，几次催促父亲，他忙得未顾上。未曾想癸未，是他的本命年。执着於工作和书稿的他，全然漠视危险正在临近。五月十八日那天，老家的乡亲给他庆生贺50大寿。（民俗有男庆九，涵江人又论虚岁）。久旱的涵江，黄昏时暴雨倾盆。返家时他抱着我从宫下趟大水至后坡。从此染上鼠疫，高烧不退，多位名医会诊无效，六月九日逝世。随后我们搬到田边庭老屋。每到暑天母亲要将几大箱书稿放到院里日晒除潮、除霉，以最原始的方式维护。从1943年直至文革，每年如此，从未间断。
庆幸的是上述所说的书稿，部分已在福建省和莆田图书馆古籍部得到有效保护，供广大读者阅读。
不幸仍有几大箱书、手稿遭文革劫难，荡然无存。可悲的是父亲倾一生心血另一大部著作“古今方志目录”,集全国二十省，除新疆、东北三省、贵州只有一百部以下，其余每个省均有 四百部以上，当时的直棣省竞有七百四十九部，均已脱稿。也许是他1943年下半年，将要着手经办的大事，未能如愿，成人生大憾！
追溯到1930年8月，教育家黄炎培（1878—1965）在上海南洋中学结识康爵，为他写的手书（附图），可佐证他的这部巨著，当时稿已成。
我的大学同学、友人杨贡夔（豫）、方铭（沪）帮助解读了黄炎培手书：

黄炎培手书复印件

两年来，有编辑中国教育史之役，时出入上海各图书馆。某日，于南洋中学图书馆见有蹀躞（die xie迈着小步走路的样子）书城、怀铅手纸，有亦钞（抄）写，懃懃（殷勤）焉终日不辍（chuo）者，窥其所钞写则皆方志，乃以馆员为介而获识焉，则即本书著者康君也。
嗣是时相过从（经常往来也）商榷体例，越年，稿成后获先睹焉。
吾尝谓：学人眼光须见得大、见得远、见得全，同时须不忽于其小者、近者、片段者。学非可以一蹴（而）就，所谓铢铢而（积）之、寸寸而（垒）之，一义也；小之中有大焉、近之中有远焉、片段之中有全体焉，二义也；举若干小者、近者、片段者、纵焉、橫焉，以得其变化、进退、迟速、广狭，三义也。以此之故，一地之方志、与夫一姓之族谱、一人之传记年 谱，同为史学家所珍视，以其虽小而大、虽近而远、虽片段而大有禆（益）于全体观也！
康君此书，聚无数小者、近者、片段者，以得学人之探索。康君者诚可谓劳苦而功高哉！
虽然君丰于思、拙于资，既乐观君之稿之成，尤祝当世有力者亟佽（ci帮助）之，使获刊以行也。
民国纪元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1930年8月31日）黄炎任 （钤章 黄炎培印）
从手书中可观当时“古今方志目录”稿已成，正择机联系出版。返涵后，事务繁多未提到日程。这部巨著和他的日记，手抄函件等，文革劫难，未知流入何方。但愿上天护佑，能由有识之士收藏，或许有重见天日之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1941年康爵和女儿康翠芳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