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松

抗日救亡，匹夫有责。在强烈民族责任感的驱使下，仙游各界人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前线抗战。
抗战暴发后，仙游著名画家李耕，目睹灾难深重的祖国遭受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义愤填膺。他奋笔画下了《苏武牧羊》、《刺背图》、《木兰从军》、《郑成功》等，以古人感人的爱国精神，来激励国人努力报效国家。他还将自己所画的每幅画上，都印上“国难当头”、“卖画助饷”的字样，将卖画所得之款，全部捐出来，用于支援前线抗日。1937冬,由于日寇的大举入侵，致使黄河流域的难民蜂涌入闽，惨不忍睹。李耕见此情景，一方面慷慨解囊，捐献难民救济金；另一方面，他一再呼吁，这些难民本为同胞，和全国人民一样是抗日力量，当地民众切不可将他们当成流氓看待，李耕在自己画的《难民图》中题诗“偶写秋山枫叶丹，中原风景不摧残。渡头多少椎秦客，莫作流氓一列看。”寄托了对难民的无限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姑娘姐妹们，国家多难，重洋的烽火已经燃烧到我他跟前，我们再不可落后在时代的后面，让敌人来践踏，听历史来淘汰”。这是素来吃苦耐劳的仙游妇女，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出的呼声，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1940年“三八”妇女节，仙游妇女利用自己的节日，义卖胜利花所得款400多元，汇往重庆，以作为救济国难的费用。在1941年“七·七”纪念日，妇女们又发动义卖汗巾、草扇等活动所得的捐款600多元慰劳前方将士。
仙游华侨大多是因帝国主义者贩卖华工而出境的。长期以来，仙游侨民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当局的残酷剥削和欺凌。他们的命运与祖国的兴衰息息相关。所以抗战暴发后，在外的仙游华侨更不遗余力地支援祖国抗战，各种华侨抗日团体纷纷成立，以领导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马来西亚的仙游籍华侨张元豹根据马共的指示，在吡叻州组织了“抗敌后援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以经济来支持抗战。抗战期间，在“南洋总会”的号召下，侨胞通过特别捐、常月捐、年捐、节日捐、义卖、义演、购公债等多种形式，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国。侨胞再逢婚丧、诞辰等一律节省。1940年间，仙游华侨总会募款95000元，寄往仙游县华侨协会，以作为救济难民的费用。同时，仙游籍华侨还积极参加新马华侨发起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援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侨张元豹在马来西亚期间，自身收入微薄，对于募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鲁迅艺术学院却非常积极。
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还利用报刊大造抗战舆论，当时在马来西亚华侨创办《南洋商报》、《星州日报》、《总会新报》等九种报刊大造抗日救亡舆论。流亡在外的共产党员张兆汉、许彧青等利用《星州日报》、《南洋商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鼓动。
同时，在外的仙游籍华侨也纷纷弃商从戎回国参加抗日，在新马的张兆汉、许彧青、蔡圆等相继回国抗战，他们参加了新四军，浴血奋战在抗日战线上，即使祖国此时战火纷飞，华侨们仍眷念祖国家乡，愿与仙游民众为祖国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