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其山

其三、何必暗改前说。
许先生窜改文字并非仅此一案而已。君不见，亦是此文（之二），谈及“南溪草堂，关键在溪”时，曰：“我以为，南溪的流量应该较大，是一条像模像样的溪流，而阮先生自己结论性的语句却承认：广化寺的那条南溪，其实不过只是lsquo;涧壑小流之类rsquo;！为此，笔者曾说过lsquo;古今广化寺方圆两三里之内，没有任何大的溪流。”
笔者发现，该引文末句与其之前所发表的文字略有差异，原文为：“其实，去凤凰山三里，古今均不存在溪流。”又强调云：“可以确认，古今以广化寺为圆心，周围方圆三五里内没有任何溪流。”（见许更生《南溪草堂遗址再探——兼答阮其山先生》）。⑤
请读者注意，原文“没有任何溪流”一句，这里被窜改为“没有大的溪流”了。虽是二字之改，句意却大不同。按许先生的臆想，南溪草堂所在的南溪，“流量应该较大，是一条像模像样的溪流。”而南山广化寺三里处，则只有阮某所承认的“涧壑小流之类”，并强调是其“结论性的语句”。不妨依此说推之，南山广化寺后山南溪草堂所在的那条南溪，就不可能是在广化寺近处，而只能是他所臆想的，所谓有点“像模像样的”那条莒溪了。那么，林尧俞的南溪草堂，就不是在广化寺后山三里处，而是被搬到远离郡城数十里外的常太莒溪了。如此这般，阮某所主之“南溪说”则不攻而破矣。这大概就是其修改前论的醉翁之意吧。
对此，笔者指出二点，第一，学术研究上，修正自己原有结论是常有之事，正是论者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精神的体现。面对笔者列举的16条史料，白纸黑字，历历在目，铁证如山。许先生如感到之前所推断的广化寺“无溪说”亟须修正，不妨堂堂正正说明一下情由，以取得读者认知。何必俏自更改自己之前的高论？
窃以为，学人引文论证，不论他人或自出，均宜源源本本，原模原样，反映求实的学风。许文一面添枝增叶，无端指责他人引用史料“衍文”之“硬伤”，一面又自知理亏，俏自修改前论不妥之字句，以应立论之需，折射出学风的问题。
第二，许文推出张燮《访林咨伯留酌南溪即事》诗的全文，并指出这首诗的“题目和首句（涧曲峦危一草堂）挑明了lsquo;南溪rsquo;和lsquo;草堂rsquo;”，奉之为“夺人眼球”的关键词和华彩句。
读者不难联想，首句“涧曲峦危”四字，形象而简练地描绘了南溪草堂的地理环境；而“涧曲”二字不正是阮文所云的“涧壑小流”的同义语吗？不正是对许文所“钦定”的那种“流量较大”“像模像样的溪流”的鲜明否定吗？有趣的是，许文此字句之改，不但与所举的诗证自相矛盾，反而为阮某之“南溪说”提供了足以“夺人眼球”的新诗证，实际上亦成为了其苦心构建的“莒溪说”的有力反证，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其四、所谓草堂命名的认识误区。
笔者初论南溪草堂名称时，尝列举古代著名诗人杜甫之成都草堂，白居易之庐山草堂，思想家王船山之湘西草堂等以地名称谓的草堂。强调指出：“就历史上的莆田名士而言，大多亦是在城郊或家乡建设草堂别墅，且多以地名命名的。”

宋代著名史学大师郑樵的夹漈草堂，位于原莆田县广业里夹漈山

同时列举了本土的郑樵“夹漈草堂”，林俊“南山草堂”，黄仲昭“下皋山庄”，南湖郑氏三先生“南山书堂”（又称“南山草堂”），郑耕老“木兰书堂”，林光朝“蒲弄草堂”为证，论曰：“从以上古代国内名人与莆阳人士所营造的草堂（书堂）看，虽各有特色，然亦具共性hellip;hellip;三是多以地名命名hellip;hellip;。”请注意，两次均谓“多以地名命名”。⑥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有少陵草堂碑亭。“少陵草堂”四字为清康熙之子果亲王允礼所题，笔力浑厚，笔姿秀润。杜甫曾居于京兆(长安)杜陵。杜陵在长安城东南，古为杜伯国，汉宣帝在此筑陵，改名杜陵，杜陵东南有小陵，称少陵，为汉许皇后葬处。杜甫在诗中常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因此后人亦称杜甫为杜少陵，故杜甫草堂又有quot;少陵草堂quot;的别称，实际上也是以地名命名的。
许文没有如实地引述笔者上述“多以地名命名”之论，反而贸然指责，地名+草堂的命名规则，是个“认识误区”，是“以偏概全，一概而论”，而成为“误读史料”之失。。他断言：“古今绝大多数草堂命名都不是lsquo;地名+草堂rsquo;”，却仅仅举出了阅微草堂等六家草堂，说明其说是缺少足够的事实依据，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许文只字不提笔者两度强调的，草堂“多以地名命名”规则，把它歪曲为全部的命名法则，然后给笔者扣上“以偏盖全，一概而论”“误读史料”之失。
许先生作为莆邑一名老语文教师，自认“从事语文教学数十年，学习诗词联赋数十年”。对笔者表述草堂命名规则时，使用“多”字这个量词是何含意，不至于不能准确把握。多者，多数也。在事物特定的数量中，数量较大而已，而非全数、全部。这大概是小学生都懂得的基础数学概念。不料，“从事语文教学数十年”的老语文先生，却出奇地把“多”字曲解作全数、全部，再强加于人，诘问其误。其术可谓绝矣。

清林麟焻康熙《莆田县志》对南溪草堂的记载

君不见，许文对笔者引用《廖志·南溪》史料中“亭”字的辨析，对《莆舆纪胜》作者“林登明”的判误，以及对草堂“多以地名命名”规则的曲解等等，不但不知自己之误，反而统统作为笔者所谓“误读史料”“引述有误”的“硬伤”之过，强加于拙文。这些实例表明，为了抹杀对方的论说，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窜改有利他人，不利于自己的文句，迷惑不明真相的读者，以猎取“论争有理”的一时快感。实则适得其反，损害了自己的声名。
笔者近从《莆风清籁集》中查证，莆阳不少诗人都有草堂，如元代方烱的“莒溪耕隐”，明代黄贞瑶的“澄墩别墅”，林文的“壶公草堂”、林思承的“乌山别墅”，黄世荣的“东山草堂”，朱淛的“天马山房”，清代林万潮的“木兰别业”，郑璁的“莒溪精舍”，周晟的“沟西别业”，林錝的“西庚草堂”，郭篯龄的“飘湖草堂”，等等。
又从著名史家朱维幹《莆田县简志》中，查到明代林朴叟之“龙坡花园”，郑岳之“梅峰别业”、“南郊草堂”、“南郭草堂”，林润之“柳桥别墅”、“蒲坂别业”，林应采(林尧俞祖父)之留云阁，林富之“东山樵舍，林铭几(林麟焻祖父)之“北村别墅”，陈经邦之“西岩别墅”，林廷升之“西庚草堂”，俞钊之“澄渚草堂”，黄仲昭之“东洲别业”等二十多所园林别墅，无不是以地名称之，而非“地名+草堂”者则寥如晨星。
这表明笔者关于草堂“多以地名命名”的立论，是持之有据的，其证据是真实而充分的，是难以否定的。同时亦雄辩地证明，许文所谓“古今绝大多数草堂命名都不是lsquo;地名+草堂rs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