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其山

其六，驳所谓史志记载“语焉不详”。
笔者综合所见几十条历史记载，指出，“史志对其南溪草堂的记载较多且颇为精详。”“除对林尧俞的南山南溪别墅有记载外，均未见另有记载其他的遗址”。许文谓：史志记载并非较多且颇精详，“而是语焉不详”。
读者从笔者的考证文章可以看到，史志不但记载了南溪草堂的位置（南山广化寺后三里处），记述了草堂主人的“辟治”营建过程（《南溪诗》云“卜居”“名山”，“旧堰废塍依作沼，松萝藤蔓为庐”；《闽书·方域志》云辟治乱山中之大迂坑）；记载了草堂的景观设施（南溪亭、浣花坞、雪涧、小天门诸胜，“山负乎楼背，水周乎堂下”等），以及草堂的营建时间（抵里门，筑草堂），等等。既精练又详尽，故谓之“精详”。历代莆田史志，对一座私家园林的记载，如此全面精详，是不多见的。怎么能说是“语焉不详”呢？谓许文之强词夺理，亦并不为过也。
诚然，古代史志行文力求简洁精练，以至于后人读史可能产生一些岐意。史家的责任就在于，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通过对相关史籍的比较考正，补阙充实，力求完整，从而作出正确的解读，而显示其治学之功力。
从史志对南溪草堂的诸多记载看，个别记载虽有某种程度“语焉不详”的现象。但因不是独家孤证，而是诸家记载各有千秋，正可以取长补短，聚偏趋全，从而予之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基本上能够认清其历史真相。对此上文已有论述。许文始终无视古今诸多史志对南溪草堂的记载，林林总总，真可谓重笔浓墨，丰富多彩矣。许文仅举何乔远、林麟焻两家记载，以偏概全，谓之“寥寥数语，不满百字而已”，极力否认笔者关于史志对南溪草堂“记述较多且颇为精详”的评价。不正是其运用史料，“以偏概全，一概而论”之失吗？所谓史志记载“语焉不详”之说，乃是为了全面否定史志对南山南溪草堂的历史记载，进而动摇“南山说”，借以利兜售其“莒溪说”罢了。
其七，关于南溪草堂有无其他遗址问题
笔者论证南山南溪草堂遗址时，以“未见有记载其他的遗址”作为论据之一。此说并非空口无凭。许君苦心营造的所谓莒溪“南溪草堂”，三年多来，文章连篇，言论过万，洋洋洒洒，四处宣扬。然而，至今仍不能举出任何一条史料来证明之。这不仅是“莒溪说”的软肋之处，更是其致命之伤，不啻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
许先生一直叫卖其心目中的那个“南溪亭”，笔者尝指出，那不过是山路上一座供行人歇脚的小凉亭而已。许文再次追述其“实地考察”所见所闻，再次请出一位30年前91岁的过路者作证。宣布考察结果曰：“笔者依照史料，结合实际考察，在广化寺后三里处的南溪岭上，寻找到了南溪亭。”真是可喜可贺耶！
然而，所见“南溪亭”又是什么样子？许文如此这般描绘曰：亭柱中有“正神高德宝殿于今重焕彩；庶民卑诚南亭位此复芳名”、“时人观故物当思往日唯创业；旧貌换新颜念昔善人立丰功”等联语，并强调“现在还基本完好”。我们正可以借助联语“旧貌换新颜”推测，所见“南溪亭”，显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现代小建筑物。哪里是诸家史志所记载的林尧俞“南溪亭”呢？
考查史志，廖必琦《莆田县志》载：“南溪。去凤凰山三里，为南溪亭。中有浣花坞、雪涧、小天门诸胜，林尚书尧俞建。今遗址犹存。”著名史家邑人朱维幹《莆田县简志》曰：“去凤凰山三里许有南溪亭，中有浣花坞、雪涧、小天门诸胜，林尚书尧前建。”并注明出自廖必琦《乾隆志》。莆田文史界老前辈宋湖民先生《莆阳见知录》曰：“去凤凰山三里，为南溪亭。明尚书谥文简林尧俞建亭于此。中有：浣花坞、雪涧、小天门诸胜。”如此等等，众口一词认为，林尧俞所建的南溪亭，乃是一座包括浣花坞、雪涧、小天门诸胜，颇具规模的山水别墅。怎么会是山路上一个歇脚凉亭与供神土庙兼用的小亭子呢？史载记载的南溪亭的规制、景观，怎么与许君“依据史料实地考察”的小小“南溪亭”，竟然如此天壤之别！
有趣的是，他举证采访的老翁称，30多年前途经南溪亭，“就是广化寺往朱坑村中间一亭”。居然把林尚书的南溪亭，又从广化寺南山山麓的溪坑处，起吊到十多里外的高山峻岭上去了。
考林登明《莆舆纪胜》，幸有较详记载。曰：“南溪岭而上，分别一径而西，有桥跨之。三径相联处，曰接待岭，则龟山沈、陈二禅师相接候于此，因以为名地。由接待岭北陟，举趾益高。历枫坑岭、珠坑岭（按，珠坑今称朱坑）、水井岭，十余里，为长基岭hellip;hellip;”（《长基最顶》）。由此不难想像珠坑岭之高峻，路途亦早已超过“广化寺后山两三里”了，距今东圳水库的最高峰长基岭，只有寸步之遥了。试问：林尚书怎么会如此突发奇想，舍溪就山，弃近求远，把用作闲居交游的南溪亭（即南溪草堂），建造在“举趾益高”的珠坑岭之上呢？许先生的“实地考察”结论，违背人情事理，亦太过于离谱矣。
以上表明，许先生所指认的“南溪亭”，与史志记载大相径庭，可谓天壤之别，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好意思自诩为是“依照史料，结合实地考察”，所寻得的林尚书“南溪亭”呢？
更有甚者，许文不顾史志的明确记载，再次指责：“《廖志》所记的只是lsquo;南溪亭乃林尚书所建rsquo;而已，其他均为阮先生所加”，他竟然把史料记载的一个小亭子，lsquo;据此可知rsquo;地任意扩展为南溪草堂又别称南溪亭，甚至于整个景区了hellip;hellip;”读者只要回看上文所引《廖志》与朱、宋二先生的史料全文，便可判明，这完全是强加于人的无端指责。
至于许文新发现的张燮、何乔远二人所亲历的玉芝堂、南溪别业、南溪山房，是否为林尧俞南山南溪草堂（即南溪别墅、南溪亭）之外的居所，不妨劳请许先生检索现存诸家史志，细看到底是否有无此记载，而后再来质疑笔者所云“史志杂录”均未见另有记载其他遗址之说，是否符合实际。何必采取逻辑学上那种偷换概念的手段，以二人“文集”取代“史志杂录”，来诋毁拙文呢？
退而论之，倘若许先生能够举证，张、何二人所亲历的南溪别业、南溪山房，以及玉芝堂，实系林尧俞南溪草堂之外的遗址，笔者则当公开纠正“未见记载”之说。这里要指出的是，玉芝堂是林尧俞的东山居所，而非用于闲居交游的别业。别业者，别墅也。通常指业主第一居所之外，另有的物业。不可混淆概念，一概而论。
其八，驳所谓《闽书》与南溪草堂的“时间差”。
许文为否定笔者举证的《闽书》二则史料，借以动摇“南山说”的历史依据，不顾历史事实断言：“何乔远《闽书》所载之南溪，与lsquo;南溪草堂rsquo;无关hellip;hellip;何氏写作《闽书》时，南溪草堂尚未诞生！它成书九年后，lsquo;南溪草堂rsquo;方才问世。”云云。

何乔远遗像。晚年隐居泉州北门外镜山，故学者称之镜山先生

许文此说，两年前就已在报刊发表过，笔者尝在《莆田晚报》发文作了辨析论驳。不意许先生老调重弹，不同的是，原谓“时间差”五年，今则增至九年矣。
为免读者翻报查证之劳，不妨重述《闽书》的成书过程。据厦门大学古籍所《闽书》校点组《校点前言》，何氏纂《闽书》，始于万历四十年（1612），至四十四年（1616）“论次成书”，历时五年，仅是初稿。崇祯元年（1628）至二年又作了订补，增补了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的资料，“以成神庙（明神宗）一朝终始”。另外，在《闽书》刊印期间，何乔远还对雕成的某些书板作了修订。
如以通行的说法，林尧俞于天启五年（1625）告归，筑南溪草堂，明年病卒。许文亦肯定林尧俞“1625年才兴建的lsquo;南溪草堂rsquo;”，并谓在其去世不久修订的《闽书》本传，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