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锴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的这句诗，让人读出了闲逸之感——垂钓，总能给人一种休闲娱乐消遣的感受。在中国，垂钓已走过了四千年的历程，其“社会功能”也在因时而变。从垂钓这一活动性质的演变上，庶几可以看到社会前进的丝丝缕缕。
在中国，最先书写垂钓历史的人是舜帝。舜是中国古代颇有声望的一个部落首领。有一年，舜所管辖的雷泽地区（今山东荷泽、寿张一带）的百姓为争地而发生了严重的械斗。舜赶往雷泽地区平息事端。那时还没有什么客栈、旅店，所以一路上，舜渴了，就趴在河边饮一通；饿了，就坐在河边钓几条鱼。到了雷泽，舜三下五除二解决争端后，又扛着鱼竿一路钓了回来。垂钓最初的“社会功能”与休闲毫无关联，而仅仅是为了果腹，纯粹的“混饭吃”。
周穆王时代，垂钓才与休闲沾上了边。据《周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东征途中，常在河边垂钓，从中体味为王者的乐趣和尊贵。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国人熟知的一句歇后语。其典故出自《史记·齐太公世家》，也即说，姜太公（吕尚）垂钓渭水是史有其事：“吕尚盖常穷困，年老矣，以鱼钓虷（古地名）。周西伯（即周文王）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不过，姜太公此时钓的不是鱼，也不是情趣，而是君王——他“钓”来了周文王，于是自己出仕，辅佐文王和武王推翻了商纣政权，他自己也成了历史名臣。后世有诗叙其事：“昔日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屈原也是国人熟知的古代名臣，他也曾垂钓于资水之滨，至今湖南桃江县还留有屈原钓鱼台遗址。只是当时他钓的既不是鱼，也不是情趣，更不是君王，而是胸中难以排解的郁闷和忧愤，颇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味道。屈原为当时的楚国宠臣上官大夫与令尹子兰等人构陷而流放于江南，心中有无尽的郁闷和忧愤，于是，“何以解忧，唯有垂钓”，又于是，便有了《天问》，和悲壮的汨罗江边《行吟图》。
垂钓作为一种休闲娱乐的消遣方式，是从唐代以后得到社会认可的。唐代的很多诗人都在诗作中，详细地记叙了垂钓作为社会休闲主流消遣方式的盛况。杜甫在《江村》一诗中写道：“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燕子自去自来，鸥鸟相亲相近，都彰显出一种忘机不疑、乐群适性的意趣。物情如此幽静，人事的幽趣尤其使诗人惬心快意：老妻画纸为棋局的痴情憨态，望而可亲；稚子敲针做钓钩的天真无邪，弥觉可爱。垂钓，已成为寻常百姓人家的一种寻常找乐行为了。唐代诗人张志和的一曲《渔歌子》更是展示了一幅优美清新的水乡垂钓画卷：“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垂钓时的种种情趣跃然纸上，令人顿生羡慕之情和林泉之志。
宋代时，垂钓之风从民间刮进了皇宫。“珠蕊受风天下暖，锦鳞吹浪日边明”，再现了当时皇宫内游钓的盛况。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在帝王们的倡导下，垂钓便成了一种“国钓”。南宋大诗人陆游在《渔父》一诗中写道：“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叶船。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写出了渔家“悠悠哉忘忧也”的人间舒适和惬意。时人甚至把垂钓当作一门技艺和学问来研究，于是便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有章有法、有规有矩的“垂钓经”。宋代哲学家、易学家邵雍在《渔樵问答》一书中，便对垂钓的钓具作了“硬性规定”：“钓者六物：竿也，线也，浮也，况也，钩也，饵也。一不具，则鱼不可得。”时至今日，钓鱼还是离不开这“六物”。
“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往来无牵绊。”“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钓，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随着社会的发展，垂钓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扩大，已不单单是休闲娱乐了，还添进了“养心”、“怡情”、“悦性”、“乐水”等多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