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华

我搜屋里所有的角落，都没有找到我要的行袋，只有一个用整块暗花布料做成的手提布兜是我最理想的行囊。
我从那座叫魁山的村落出走。我径直地走出村口，没有抬头作别故乡的云。魁山脚下的一草一木已无法留住我年轻而冲动的脚步。
我渴望有一只体面的行囊，或一只行李箱。乡亲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地把很好看的皮革行李箱送给了一位大学生。在这个山村里，难得数年会考上一个大学生，大学生和他的父母脸上都注满自豪的荣光，尽管他们还要卖掉几担花生或谷子，但他们的心是热的。
在夏日夜里，我梦见有人送我一只红色的行李箱。它会装上许多东西，它会把我带离这座树木稀少溪水浑浊的忧郁沉闷小山村；谁说山头的晚霞和乡间小路上的老牛是多么美丽的景象？谁能知那纵横阡陌上的红土壤和沼泥地是那样地拖人后跟？只有我的脚板千万次地踩进冷热不均的水里，把一眼见底的溪水逼进一个坑里；我不知道脚底下的哪个鹅卵石是被我磨圆而滑的。
秋天到了，我还是背着一只军色的书包走在很熟悉的路上。在很深的夜里和很冷的清晨，我的脑子里无数次地浮现着一只行李箱。我在孤独的烛光里，默默地努力着。也在孤独的行走中远离了友情的滋润，我只有把目光对准了黑板和自己。在不经意中，我发现教室的角落里有一位整整念了7年高中课本的同学，他几乎可以倒背如流地讲述每个科目里的内容和公式，甚至是分布在哪一页。他苍白的脸上架着一副很厚镜片的眼镜，清瘦而高挑的身子在寒风中抖颤。我们极少听他说话，在同学的议论中，我知道他是县里山区的学生，他家里一年只种一季的大米很好吃，他的父亲每个月下山一次，把一部分大米换成咸鱼干或其它的什么给儿子过日子。我最后看见他的时候是在第二年的夏天，他依然清瘦而黑，他手里提着一只宽大泛白而有点瘪瘦的牛仔式行李袋，急匆匆地走到校门口的一面黑板前，他很有力地把牛仔袋往肩膀一扣，一副洒脱的模样倏地在我眼前一亮，他挺起身子仔细地在黑板上查找自己的名字。突然就见他的双腿酸软了下来，无力地蹲坐黑板旁的一块石头上，双手抱头埋进腿间，只有那只泛白而大的牛仔袋静静地躺在他的脚边。
我想上前问他更为具体一些什么时，他却腾地站了起来，见我看着他，又故作振奋的样子，一把抓起牛仔袋又往肩膀一扣，对着我留下一句只有他自己才懂的话：天下之大，总有立足之地。
我看着他扣着牛仔袋的背影发呆，他到底要去哪里干什么？后来，我也听懂这句话。
我一声不吭走进家门，正在院子里吹谷子的父母都抬头看我，又相互对看了一眼，他们没有上前问我。我也径直地走进屋里。只听父亲劝母亲不要进去问我。我在心里感激父亲。老实巴交的父亲写着一手正楷毛笔字，拿着三十几年的做帐明细笔，做了几屋子的账本，却回家拿起了锄头，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叫下岗。父亲的腰一下子弯曲了，他额头上的虚汗不断地滴落在谷子里。我却吃不下新碾出来发着酸香的大米饭。
我想起了那个泛白的牛仔袋和那位山里的同学，他宽大泛白的牛仔袋是从山里带出来的，抑或是从外面带回来的？他的天下有多大？一个牛仔袋就够了？我必须也要有这样的一只行李袋。我在屋里找不到我的东西和我的行李袋。但我很快就发现了墙壁上挂着一个中等大小的暗花尼龙布缝制而成的一只布兜。在学校里穿的学生运动服还有点新，我知道以后很长的日子里还得穿上它，最后收拾的是一床褪白了的玫瑰花纹的被单。我的布兜就有点鼓，显得比山里的那个同学的牛仔袋还宽大。
母亲做完早饭时天才蒙蒙亮，父亲拿着青黄的稻草在屋前的龙眼树下喂牛，树上的鸟儿在老牛的哞哞声中噼噼啪啪之后就陆续飞向空中，三五成群地飞落在屋顶上。
我拿起宽大的布兜，决定在村里人还没有蹲坐在自家门槛上吃饭的清晨提走我的布兜。在屋前打扫的母亲直起腰板，她忧郁的目光朝我的布兜扫了一眼，就低头干她的活。父亲依然在树下喂牛，他没有正眼看我。我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好女儿，自然会在天下之大中走出一条正道。
我听见身后传来了老牛沉重的喘息，和父亲短促有力地哄拴老牛的声音。
这座城市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我把布兜放在一间即将被拆除的破土屋里。租住的房主是个老太婆，她离我远处居住的那座房子是老式的五厢房，看得出她是这里的当地人。她惊异地拿眼睛问我：你要住多久？旧砖瓦和破土墙，她的房子即将被拆除，她还没有成为城市居民，这是一间堆放牛草和工具的杂物间？她一定不相信还会有人要租住这么破旧的房子。我要住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这座城市离我家最近，如果这座陌生的城市能善待我的话，也许我会在这里一直呆下去，但我不一定会在这样一间风吹尘落的破土屋里一直租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