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安

十多年前，我还在山区乡镇工作，有一天我接到市文联老谢的电话，说郭风在《莆田文学》上看了小说《绿房子》，想见我。我马上从乡下赶回，到了才子大酒店，进入大门迎面刚好碰上老谢陪着郭风，一行五、六人正在等候电梯。我趋前经介绍与郭风握手。郭风的手柔软、温暖，手背有老人斑。我在电梯里看他，电梯在上升，他看了我一下，问我从哪里过来，我说从庄边镇过来，他眼睛一亮，“噢”了一声说，那是山区，白沙再过去是吗？
这是我第一面与郭风结缘。
这第一面郭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莆田城里任何一个小巷，都有可能碰上的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我在他的客房坐了会儿，郭风没有谈文学，更没有如老谢说的提起小说《绿房子》。随行几个人话题都在旧事上盘旋，说起一些往事，说起几个人我都不知晓。我在旁边陪坐，看着郭风坐在藤椅上。我如何也想不到，眼前的这位老人，是中国当代知名的散文大家。他说到莆田风味小吃时的神情，更使我觉得亲切可爱。
可很快他就让我觉得他是一位大作家。
他把我的小说往外面大刊物推荐，写了推荐信寄给某个著名编辑。后来《绿房子》在《福建文学》刊登。有一次，他跟人说，那篇小说本来可以在更大的刊物上发表，不过福建登了也是好事。
我至今还不是很清楚，那个小说为什么能获得他的青睐：是小说写的故事表现了征地和农民等当代敏感问题，还是小说运用了独特的文字表现手法？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完全在文学界之外，偶然的一个小说获得大家表扬，于我是无法想象的。此后我常学写小说，应当跟他的鼓励有关。后来，他对我的散文也时多关注，如在《莆田文学》卷首语里进行点评。有次到他家，他还给我谈了一点他自己的写作体会。这些细节，我把它们当做一位老人对后生的提携，一个作家对文学青年的鼓励。至今令我无法忘怀。
2002年我调到市文联，接触郭风的机会多了。一般一年都会到他家几次，当然前几年是到医院。我有时陪领导去探望，有时一个人去。一个人到他家往往印象深。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小客厅，他问我家乡的事情。他问到莆田一中的高考成绩，问我城里的书店多不多，买书好买吗，书店里的人多吗，等等。有一次，他还问我莆田的年轻人，现在业余时间干什么，有经常聚会吗？我从老人关心的话题，似乎可觉察他的思想倾向，一位作家对于当代人生活的关怀，以及某种因物质丰富引发的心灵问题。
几年前，省文联到莆田拍专题，那是郭风最后一次回到故居。我陪拍摄组的同志到鼓谯楼，郭风当年读书的古建筑。到了若干旧街，和那条著名的书仓巷。郭风步履蹒跚，走路要有人扶着，他颤巍巍回到故居，站在屋檐下，跟我们说起家庭和往事。他说到母亲时，眼眶里蓄满泪水。他指着檐下的空地说，原来这里有两棵龙眼树，母亲在树下洗衣服。我在窗内读书，可看到母亲的背影。郭风素来沉默寡言，但我从他写的《一门两寡妇》中，看到他少年时代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辛酸。我还看到一座消失了的后花园，花园里的龙眼树、松鼠，假山和流水，形态奇特的石头，众多的花卉、美丽的兰花等。这些我在另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中已经写到，且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发表。
郭风去世前三年，基本上都在医院里。每年到了年终岁末，我都要陪领导到医院去探望他。我见到的郭风越变越小了，小到像个孩子。他最后的体重，可能轻于鲁迅先生。他躺在白色病床上，露出一个头，对探望的人抱手作揖，喃喃道谢。他知道我们来自家乡，交谈时全用莆田话。一直陪护他的两个护工，竟然也听懂老人的莆田话。护工说，他们一家轮流照顾，已经把他当成一家人，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老人呀！有一次，我们站在病床前，他说，我只得了一点小病，没关系的。人老了得病，是没有办法的。那意思像是安慰我们，更像是安慰自己。突然，老人话题一转，对站在面前的领导说，“山区那个沃柄岭很高、很长哟，沃柄岭在旧时很出名啦！”老人用方言说沃柄岭，白沙镇的一个山岭。
离开老人后，我们讨论沃柄岭问题，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记忆里。不知是谁提醒说，郭风的夫人秋声就是白沙人。郭风年轻时，一定常跟妻子一道回娘家，徒步爬山经过那个又高又长的山岭。我们眼前豁然开朗：在老人渐趋模糊甚至苍白的记忆里，在他从汉语领域退转向地方方言时，在岁月风霜弥漫在他生命的最后旅途中，他还记得那个又高又长的山岭，它的名字叫沃柄岭。可以想象当年，一对小夫妻爬山越岭走到山间，山村的自然景色一定给他们留下永远的记忆，山村的动植物、家禽家畜，还有山里人一定给他们留下温暖的回忆。这些事比最年久的朋友更深地占据了郭风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