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安

我一直以为，花莲和宜兰是少女的名字。无论是从字的含义，还是词的音韵，都有小家碧玉的温润与芬芳。花莲在南，宜兰在北，两地以苏花公路相连接。这条路上，有著名的太鲁阁峡谷，有天堑之险的清水断悬——公路开在笔直的悬崖褶皱里，一边是绝壁，一边是太平洋。汽车从众多的遂洞进出，近乎悬空地走在峭壁上。公路到海面深约八百米，从车窗探头看下去，只见大海不见路基，一颗心悬在半空中，以为在海上飞呢！
这是那天下午的旅行，中午，我们在花莲的小酒馆餐厅用餐。
那个小酒馆是啤酒作坊，那座小楼房共二层，底层的外厅墙壁上，摆满了一柜子酒缸。那酒缸是陶土做的瓮子，外面被涂成各种图案颜色；通向二楼的楼梯两边，也摆满了酒缸。酒缸口还用红布封盖着，充满了古朴醇厚的情调。那天中午，外面的太阳热乎，大家感觉也累，就出钱买酒喝。这是我们一行赴台后的第一餐用酒。导游是个周姓男子，他年纪约六十岁，身材胖胖的，脸黑黑的，笑容浮现北方人的憨厚和纯朴。一问，他说是浙江人，从小随父到台湾，算是第二代台湾人。
这个周导或周胖——他喜欢叫自己周胖，坐在小酒馆的酒桶座上喝啤酒，喝着喝着，就沉默不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看到他都埋着头，不再说一句话。我看他神色不对，问他，你怎么啦？是不是不舒服呀？周导抬起头苦笑，说，花莲是我的伤心之地。每次我带团到此，一股无法摆脱的伤痛总会向我袭来。如果安排花莲住，我会整个晚上关在房里，绝对不走出一步。
花莲勾起周导的伤心事，那要追溯到四十多年前——
那时候，有个孩子住在花莲的里巷。他家有一座带围墙的院子。院子外是一片菜园子，菜园子边是一条路。每天晚上，他都看到一个女孩子站在路灯下，手上捧着书，借着头顶的灯光轻声朗读。男孩子是个玩皮的小子，他没有好好念书，经常挨父亲的骂。他被父亲骂后，就站在围墙外看女孩子。“你看人家女孩子，站在路灯下夜读。”父亲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教育孩子，“你哪时能学她半分，我也不会这样伤心！”男孩子越看越生气，他以为是女孩子害他被父亲责骂。他偷偷地拾起小石子，朝着路灯下的女孩子丢去。女孩子惊讶地抬起头。男孩子躲起来窃笑，一段不解的少年缘就这样开始了！
石子丢多了，打中了女孩子，女孩子抓住了男孩子。可是，女孩子抓住的不是男孩子的身体，而是男孩子的心。一对小冤家，从此竟然成了好朋友。他们是邻居，上同一所学校，读同样的书，走同样的路。女孩子书读得好，男孩子家境条件好。他们彼此相处，互相激励，共同缔造最初、最纯洁的情感。那两年，男孩子的学习成绩大有进步。每天晚上，他都在二楼窗下读书。他一边读书，一边不时地看窗外。谁也不知道，楼下菜园路灯下，光晕正笼罩着女孩子。
不久，男孩子学起吉他，在二楼窗内弹唱《心恋》。他不敢再看窗外，但他知道窗外的她，一定听到他的弹唱。过后，男孩子迁学到屏东中学。临走的那一天，他们在海滨的沙滩上漫步。两个人没有多说话，只是从沙滩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从那一头走到这一头。天上月光迷茫，空气中飘荡着花香，大海发出了歌唱的潮声。他们在海滩上不停地走着，从八点走到十点，从十点走到十二点，仿佛只有这样走下去，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hellip;hellip;
寄宿屏东的男孩子每次回家，少不了到沙滩上走一趟。有时是两个人走，有时一个人走。在男孩子心中，两个人走有两个人的甜蜜，一个人走有一个人的温暖。她在的时候，他听到她的声音；她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听到她的声音，感受到她的芬芳。他们没有亲热过，连手也没有拉过，可有一双无形的手，把他俩紧紧地牵在一起了。
最后一次回家，男孩子没有见到女孩子。他跑到她家去，房子已经没人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几张破桌椅摆放着。他问家里人，才知道那女孩子已经通过教会推荐，被父母送到美国读书去了。她的父母也把房子卖了，不久离开了花莲。男孩子从此与女孩子断了音信。他抱着吉他在二楼弹唱，他到海边弹唱，他整夜无法入眠，走到菜园子，抱住电线杆失声痛哭hellip;hellip;
四十多年过去，这个男孩子长大了。长大的男人迈入了老年，而这段少年缘变成了一生的死结。他不知 道为什么，她没有留下一点信息，更不知道自己如何来化解这个结。每次他到花莲，都感觉心中的失落，有一处隐隐作痛。他说出他的故事，引来了一片唏嘘。有人提议他唱那首《心恋》。他起先不肯唱，经不住大伙的起轰，他站在车厢内，拿起话筒终于唱起来——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
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像正在浏览一幅画，
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hellip;hellip;
歌词中的“他”对周导是“她”。周导的声音浑厚、沙哑，充满沧桑感，但他唱得相当投入，他唱着唱着，黑色的脸上流下了泪水hellip;hell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