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宜

以竹为竿，以丝为纶，垂以钩饵，这样的钓鱼之术，在中国确是古已有之。钓者的最初目的原很单纯，不过渔其小腥，用以佐餐罢了。
钓一般总是与鱼关联的，具体而言，钓就是钓鱼，以虫、草等为饵，钓出贪婪之鱼。钓者看似求鱼，实则以钓为乐。钓始于远古，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不啻为一种充满趣味、智慧与活力，格调高雅、修身养性的文体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钓鱼已经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旅游、休闲、文化现象了。
然而这只是钓鱼之钓，钓也可引申为诱取。引申意义的钓则是以结果为重，如钓利、钓名、钓奇、钓誉等等。钓鱼之人虽多为淡泊心志不求高官厚禄，但也不无忧于衣食，毕竟悠闲之人不在多数。
从古到今，钓总是无处不在的：周公旦以仁义为“饵”，“钓”天下民心；学子们以十年寒窗，“钓”一世功名；小百姓以劳动为“饵”，“钓”一时生计；有人以青春“钓”明天，有人以真挚“钓”爱情；大志者“钓”天下，小志者“钓”食色hellip;hellip;而更有周幽王以天下为“饵”，只为博美人一笑，堪称千古绝钓！
姜太公（吕尚）是钓中圣手，以智慧为饵，钓王者青睐。传说这位爷怀抱济世之志而钓于小溪之上，使用无饵直钩且离水三尺，号称“愿者上钩”。鱼们自然尚不至于傻到非要跃出清波来上攀刀俎，但这一极富表演性的钓术，却也终于钩到了周文王。于是成就一番大业，变成周太公。
韩信垂钓于淮，钓到了漂母的饭食和日后的功名；严子陵钓于富春江，不奉帝召，抛了功名钓了浮名。这都是何等的美事！钓有术，隐亦有术，钓术寓于隐术之中。世多以钓为隐者，而实乃以隐为钓，惟其所钓非鱼也。可笑的是古代皇帝往往自比文王，也常希望找到新一代姜太公前来辅佐，于是往往迷信渊泽之畔必有灵蛇，蓑笠之间乃多有奇士，遂访而求之。于是一时便有功名捷径在烟波之上去求的闹局，一时诸多失意之人也寄梦于“钓尽江波，金鳞始遇”的幻想。其结果是翻开一部文学史，诗则多好言钓言渔，人则惯称钓客渔叟，仿佛一部渔业志般。当然，这些扬言渔樵的文人，并非真要转行，多数乃发牢骚而已。也有部分人果然去“钓”过一时，什么也没钓着，便记下山水之乐，算是钓到了一份人生清闲，也差堪自慰了。李白说：“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这是典型的心不在焉，志在庙堂。不过李白倒很老实，一向不以钓鱼自命。据载：“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lsquo;海上钓鳌客李白rsquo;。hellip;hellip;又谓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hellip;hellip;以天下义气丈夫为饵。”这倒是豪气干云的钓客，不过终究失志，只好说：“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鳌心。”至于许浑的“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那则是十足的假惺惺；跟袁世凯下野后的自号钓叟一样在“玩清高”。
钓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命状态，甚至也是一种精神境界。有目的时，钓的姿态表示为一种守望和猎取；无目的时，它意味着一种消磨和享受；也暗示着孤独、虚静和颓废。高适诗谓“心无所营守钓矶”，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皆此之谓也。于是，这样的钓，渐渐就通了禅意；在流逝的水和岁月中悟透了生命的玄机。端静禅师自称“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表示身无挂碍，任意东西。德诚和尚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未钓到鱼而钓到一船明月，正所谓种豆得瓜，随缘遇合，一样可喜。
鱼及钓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是贯穿始终的，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具有很浓的儒家、道家理念在其中，真正的钓鱼人，每一次的垂钓过程就是一次自我灵魂的观照过程，垂钓，以静为魂，最忌沸沸扬扬、浮浮躁躁。没有了一个雅字，垂钓就失去了本质意义。这也是钓事与酒事的差别。
一竿钓千秋，一部中国历史，几乎可说是一部垂钓史。套用鲁迅老先生一句话——“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时过境迁，鱼依旧是亘古的鱼，钓术虽然引进了外国的“爆炸钩”、海竿、台钓之类的时尚利器，但基本姿态原也不曾大变。只是由个体的独钓野鱼，进化到钓池塘和水库，进化到“钓鱼协会”，进化到文化产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