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金冷

说起乘车，我想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回想起五十年来乘车的经历，我颇有感慨。
小时候乘车，那真是一种奢望。我的老家在西天尾镇碗洋村，父亲在城里原莆田县农委工作，亲戚在涵江酒厂工作，当时只要是祖母或母亲叫一声：“孙（儿）子，换下衣服，去城里（或涵江）。”我的心里就甭提有多高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公交车很少，只有城涵的线路，车少人多、供不应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坐车从家里到停靠站要走较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而挤车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事，在途中上车，不要指望有座位了，能站着乘车，就是一种享受。
到了冬季，正是甘蔗丰产和收砍的时候，镇里考虑到大型拖拉机只有两台，17个村只能错开运输甘蔗到城郊沟头——莆田糖厂。生产队只能根据镇里的统一安排进行收砍甘蔗。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是在雨中收砍的，风吹雨淋冷嗦嗦的，大人们冒着严寒，拿着砍刀到地里去砍甘蔗。先是把甘蔗砍下，剥去叶子，去掉尾，好的蔗尾还留作来年种植的“苗”收藏起来。然后，用绳子或甘蔗叶子把甘蔗扎成一捆一捆地往拖拉机车厢上装，最后用车上专用的钢丝绳绑牢并固定。当时是采取记工分的形式到年终结算分红，一天下来劳动者每人顶多1角不到。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当时工分不多，但人们的劳动热情、积极性、主动性都很高涨，思想境界也高。不管是上年纪的还是中青年，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也很卖劲，几乎看不到磨洋工或偷懒的现象。而我当时年龄尚小，看大人砍、剥、捆、装甘蔗，其实是好奇心驱使，想搭乘运甘蔗到糖厂的拖拉机，过一把乘车的瘾而已。拖拉机驾驶室两旁可以坐4个人，除了大人2至3个跟车卸甘蔗外，几乎没有更多的空位置，而想搭车的大人小孩都很多，只好轮流搭乘，这趟轮你，下趟轮他（她），有的担心天快黑了轮不到，便等车发动时，悄悄地爬上后车厢，人蔗混装。那后车厢的护板又低，极不安全，驾驶员上驾驶室后，根本不知道后车厢里的事，因此，趴在车上的小伙伴们蒙混过关。我真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心中默默祈祷他们平安无事，千万不要因贪图乘车而摔伤身体或丢了性命什么的。乘坐拖拉机，尽管一路颠簸，有的甚至晕车，也乐此不疲，无怨无悔，似乎在享受一顿丰盛大餐似的高兴呢。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参军到部队，整天摸爬滚打、队列体能训练，还要种菜搞卫生，真够辛苦，特别是新兵三个月的强化训练，使人很想调节一下环境。那时，连队煤烧完了要去镇上买，常常派解放牌大卡车去运，于是乘车出公差铲煤也成了一种奢望。记得每当排长哨子一响，说：“有谁愿意出公差的举手！”很多新兵（当然也包括我）把手举得老高，生怕排长没看到似的，被点到的都兴高采烈、心情激动、欢呼雀跃、击掌祝贺，那时候的心情不亚于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或党组织，而没被点到的都心灰意冷，像霜打的茄子——焉了下去，悻悻而归。我有幸被选上，心里暗自高兴，兴奋地爬上车厢，车顶没有帆布遮挡，只能头顶烈日，因车厢两侧的护板要比大型拖拉机高约一米，所以说是比较安全的。车子行驶在蜿蜒的公路上，大家一手拿着铁锹，一手抓住护板，虽然站着乘车，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到了煤厂销售点，就开始装煤，大家你一铲我一锹，挥汗如雨，辛苦有加，也在所不辞，按照司务长的要求装好煤。然后，驾驶员把车开到一个上面用铁皮铺成的称台上过称。好了以后，司务长才招呼我们上车。这时，再上后车厢，就有些难受了，因为黑乎乎的煤炭堆了大半个车厢。我们只能站在煤堆上返回，脚和衣服都沾上了煤灰，有的人的手和脸上也都沾上了煤炭，黑乎乎的，还真有点像包公一般，但大家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因为毕竟有车坐，也实现了自己的小小心愿，调节了情绪，心情格外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