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微漾

我们所身处的每一个“当下”的时刻，都在将时间一分为二：往前是历史，往后是未来。它们好比一条河的两岸。在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论述中，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此，此岸的人和彼岸的人，永远是两种不同的象征。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曾有一个词不止一次地概括了这种分裂和对立。那就是“歧路”。早在一千多年前，青年才俊王勃送别友人，因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愫，发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赠言；稍晚，诗仙李白政场失意，一路跌跌撞撞，只好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言壮语，安慰内心深处“多歧路，今安在”的茫然。王勃也好，李白也罢，他们在“歧路”面前，都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自己。
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当我重读萧然的诗集《不是去向是归途》时，我猛然意识到存在于萧然身上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在过去的荏苒岁月里，曾以碎片化的形式不一而足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事业和诗写中，如今，在这本诗集的集结下，它们得以汇聚，映射出一个更为真实、立体而饱满的萧然。
萧然的矛盾，首先是处境的矛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年仅十几岁的萧然就开始发表诗歌及散文，并依靠出众的才华，在福建省内崭露头角。当年，萧然加入福建省作协时年仅24岁，成为莆田地区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次年，又出版首部诗集《静夜无痕》，引起巨大反响。然而，不落窠臼的性格，让正处在风生水起的创作道路上的他自我否定，接下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光阴里，萧然毅然投身商海，先后南下广东，又北上京城。在此期间，他暌违诗歌发表，也刻意回避诗群，仅凭年轻时的诗心和诗情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并享受生活，以维持着自己与诗歌的些许联系。
萧然的矛盾，其次是语境的矛盾。归途在前，去向在后，他横躺下来，是太多支离的时光。正因如此，萧然的诗，有着一种对时间的敏感。如《秋分》中“菊花不可分，一分就把/蝴蝶微凉的梦拆成碎片”，《冬至》中“心怀春天的人/一定会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停下脚步，祭拜祖先/打扫心灵”，《端午》中“我们每年必须一次/使用千万条江河/把您一个人的悲愤，变成/千万人的悲愤/把您一个人的死，变成/无数人的死”hellip;hellip;他一再地对某些与时间相关的概念进行解读，甚至是以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冲动标注出自己与特定时点的共振，目的也许就如他在《历史》一诗里所写的那样：“拦住那些面目全非/夺路而逃的史册/上演古老的/滴血认亲”。
萧然的矛盾，再次是诗境的矛盾。商人与诗人身份共存于他的一身，这让我看到了其诗歌里的两种代表意象——狼和花。他从商业场的丛林法则中认识到了“一匹误陷兽夹的狼/是怎样咬断自己的腿”的残酷，一开始他“再也无法/忍住愤怒/所以注定了我/要被愤怒/永远囚禁”，但他诗人的灵魂，决定了最后仍将以最大的善意和悲悯，与这个时代达成和解，因为“猎人和猎物/都是一匹狼的生死之交”。一旦褪去商战的硝烟，他很快便被还原出爱花人、养花人和惜花人的容貌。他和梅妃隔空传音：“你想把梅和妃拆开/把梅留给自己，把妃给那个杨姓女人”；他深居被桃花“层层围困”的“江南小城”，“春雨不来/胜败不分”；他暗恋水仙，因为“每一朵/都捐出了清香，一生/全部的积蓄”；他荷锄葬花，“花在树上，花是树的伤/一棵带伤的桃树，嫁接了/整个春天的痛”。萧然写花，看似咏物，实则寄放无法与狼性形象偕行的英雄柔情；萧然爱花，不仅爱花之色，更懂花之语，敬花之骨，护花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