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武
那架水车永远地消失了,在我搬家之后,再也没有看到它的踪影。父亲说送人了,大姐说,那水车放在那里太碍事儿,劈作柴禾烧了,有啥用呢!它消失得十分有理由。我心里十分难过,因为,它在我们家里存在了许多年,甚至比我更早就来到了我家。那时,堂屋的墙壁上专门为实验工厂搭了个架子,水车就放在架子上,水车的叶轮由于长时间的浸水,已经变成黑紫色,蒙胧着一层泥漉,像个古董似的搁在那儿,一搁就是许多年。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的水管员,管着队里几百亩水田,墒情不好的年份,就得车水灌田,那时候只有大队有一台抽水机,柴油水泵,柱子般大的胶皮管子,水泥船载着,抽水的师傅架子大得像县长,许多人求着他,他不能不端着架子。父亲一向不喜欢求人,自己有一架水车,就意味着以后可以少求人,于是,在他四十岁那年,他咬咬牙,从全家的伙食里省出来一架水车。那水车全酸枝木做的,不怕水,那时木头价贱,除了杉木和松木贵点,酸枝木只是一种可用可不用的木料。酸枝木做成的水车,让我家成了别人求助的对象,那些急于车水的来借,父亲都是慷慨相借,不收分文租金。
水车的样子我已经很难形容,它的水箱很细长,父亲称它龙腹,汲水的那一端就是龙头,出水的那一端就是龙尻,就是龙的屁眼,水从那里汩汩涌出。龙尻上是用来脚蹬的车轱辘,像风车似的轴上长出许多供脚蹬的把儿,左右各一人,一齐用劲踩着,车轱辘带动水车叶轮带往上方运动,将水箱里的水提了上来。踩水车是大人们才能干的活儿。车水的时候,搭个车水棚,人双臂交互着横在一根木头上,以减轻身体的载荷,然后双脚不停地踩着车轮,像跑步机似的,人在那里走着,身体不动分毫。水哗哗地涌上来的时候,水声像奏着的音乐。水从自然的状态硬是流到了人们期待的高度,在他们的水田里完成新的轮回。水车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非动力的农耕时代让父亲成了类似于大队抽水机员的角色。水车平时高高地挂在那里,与堂屋黑暗的墙壁为伍。后来,母亲替代了父亲的水管员之职,母亲放弃了水车,她能够让抽水机员乖乖地随叫随到。父亲纳闷,他醋意十足。水车几乎成他的发泄对象,水车叶轮断了,父亲扯断的,链钮断了,父亲自己给接上,叶片裂了,父亲自己上山,寻了块替代的木料回来重新安上。1974年大旱,夏天无雨,村庄里的牲畜都渴死大半。地里裂开的口子能插进拳头,水塘干了,鱼晒成了干,地里的稻秧晒得蔫了吧叽的,村庄附近还有一条大河里有水,离岸边的水田太远太高了,抽水机也无能为力。母亲让父亲抬着水车,在岸边搭起梯级,一级级地往岸上抽水,那阵势我没见过,父亲母亲也是头一回碰到这么硬的夏旱。几天几夜,抽水机员累得趴在那里像牛似的喘气,车水的人累得几乎断了气。水车上来了,田里的水稻总算保住了。父亲说,关键时候还得靠水车,抽水机,有个屌用!母亲白了他一眼。父亲对他的水车得意,细细地为它上了一次油,秋风飒飒的时候,桐油漆在屋里屋外飘香。
新漆的水车能映出我的影子,它漆黑如镜,里头的我迷幻不真,他脸色苍白,瘦弱,目光里流出些许羡妒。水车成了父亲和母亲的隔离墙,父亲睡到了东屋,母亲搬到了西屋。父亲像爱护情人似的疼着水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