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信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就看见父亲正在整理挂在墙上的甘蔗叶。昨夜所挂的甘蔗叶，早已被暴风雨刮得东倒西歪，墙壁上的红壤历经一夜大雨的浸泡和袭击，已是溃不成军，像是被掏空了五腑六脏，而地上，全是红壤淤泥，如血迹斑斑。直到这一刻，我们才真正领会到父亲那“横雷雨大”的内含，也能想象出父亲在风雨交加中拼力往墙壁绑甘蔗叶的情景。就在黎明前风停雨住的那一刻，我们还在木棱中睡觉，木棱在为我们撑起一片晴空的同时，也渐渐把外面暴风骤雨极其恐怖的一面掩盖了。
这年夏季，我们搬家了。不是我们一家搬，而是四个生产队的人全都迁移了。很多迁移的细节，我记不清，而那个曾经在暴风雨中，为我们提供“避难所”的木棱，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是如何搬到十五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庄？父亲后来说，他们在搬木棱时，最感到头疼：原本打算把木棱先拆卸下来，搬到新居后再拼装上。但大家都否定了父亲的想法——木棱用了这么久，上面的木料早已残缺不全，经不住拆卸时敲敲打打的折腾。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用人力板车将木棱运走。当一大堆人七手八脚地将木棱抬上车时，前头的车把都被顶占了。只好重来，把木棱横着放在车架上。
父亲他们一共有六个人推着木棱上路，山路十八弯，这一路上，他们像护送金银财宝一样，小心翼翼的，特别是在拐弯处，木棱向深坑方向剧烈倾斜，人力板车一下子就失去了重心。几个人站在悬崖边，边用肩膀顶着，边踩着石砾，一步一步地往前挪着木棱。终于上了坡，所有人都气喘吁吁，口干舌燥，只想好好歇息一下。不曾想，就在他们停下人力板车的瞬间，只听“啪”的一声，一只轮胎爆破了。望着那干瘪的轮胎，父亲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火速地往回走，借打气筒去了。坡上有一株非常高大的松树，松树的旁边有一座小庙，这树和庙，是村里人进出山村的一个歇脚点，而这一天，他们却以这种方式在此逗留：还要推着木棱赶十公里的路，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父亲的回来hellip;hellip;
就这样，这个老旧而又笨重的木棱，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也跟随着村里人迁移了。古老的集体厝，古老的土墙，这是搬不动的，而在父亲看来，能把木棱搬运走，仿佛等同于把老屋也一并搬到新的栖身地！而当暴风雨突如其来时，当父亲把我们推进木棱时，木棱就是一间坚不可摧的老屋！这一年，随着新居的落成，春节也来临了，父亲特意让当教师的邻居写了两个大字：在木棱的左右两根柱子上，各贴上“丰”和“收”。这是他对木棱的最高礼遇！父亲把他每天戴的那顶斗笠挂在“丰”字的下面，后来，他又把家中的广播机安在“收”的下面。下地前，他要取斗笠，和木棱打照面；收工时，他要听广播，听广播机中的天气预报。听天气预报时，为了听清楚，他常常将耳朵紧贴着木棱。那声音，仿佛不是从广播机中发出的，而是从木棱中发出的。
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父亲竟然将钱也藏在木棱的上面。这是他的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的泄露，是二哥一手造成的。二哥把父亲的钱偷走了，情急之中，父亲就把这个秘密在全家人面前“公之于众”！父亲是用一个小夹子，就是生产队记工分用的那种，来夹钱的。除了钱，还有各种票证，以及一份由当时县和公社革委会主任签字、生产队三十多位家长按手印的土地证，还有八张移民证。二哥拿走的仅仅是一张伍圆的钞票，而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要知道，那时的特价，一盒火柴才两分钱hellip;hellip;从此以后，“木棱上有钱”就成了我们家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再动它。
二十年后，木棱又面临着一次搬移。这一次搬迁，只有两百米的距离，却彻底改变了木棱的命运。家中的那盏煤油灯早已不知去向，而那个挂在木棱柱子上的广播机，也早已遗失了。在灯光下，父亲像砌砖头一样，把大个的地瓜排在木棱的最底层。将最好的东西留下，留到后头享用，这是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一以贯之的想法。春节到了，父亲依旧往木棱贴上“丰”和“收”两个字，虽然，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跑，村里人对花生和稻谷的概念有点模糊，但是，父亲不一样，他对庄稼丰收的渴望却是一如既往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种田人！
父亲走后的每一个春节，我都会往木棱的柱子上，端端正正地贴上“丰”和“收”两个字。这不仅仅是一种衣钵相传，更是对一代农民的敬意。在我的眼中，木棱仿佛就是父亲的化身，木棱古朴，甚至有点呆头呆脑之嫌，可木棱经久耐用，就像有些老房子，住得上几代人，却不改其貌。前几年，家里头盖新房，再没有木棱的容身之地。木棱被活生生肢解了。我知道后，非常生气，若干年前，我们可是在木棱中躲过一场场台风雨呢！见我为此大动干戈，大家都捧腹大笑：“村子里有几家没住上新房子？谁愿意让一个木棱住进一间房子？”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我沉默不语。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