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华

朋友聚在一起，熟识之后，互问对方是何方人氏。我会坦然告之：我是吃着番薯长大的。朋友就拿黑白分明的眼珠把我从头到脚认真地洞察一遍，大约从中看到泥土的气息，番薯的颜色，才说他自己也是吃番薯长大的。相互间便如他乡遇故知一般，别有一番土地的热情在四周流动，格外亲切。于是，就会有许多关于番薯的情节滔滔涌现。
一个瘦瘪驼背的影子最先占据了我舌尖和记忆的前沿。他是我的三叔公，一个最会吃番薯的人。尤其是番薯收成时节，他每日三餐不吃一粒大米，总是装着一碗高至眉梢的番薯，坐在自家门口的石凳上很猛劲地咬，因他两排牙齿不知什么时候掉的，啃起东西，总是微露出光秃的牙床，脖子的条条青筋如蚯蚓爬动，摇摆起伏。我很为他如此津津有味百吃不厌的食欲感到不解，而且三叔公还犯严重的胃病，经常抓一把苏打往嘴里塞。我曾对着正咬得起劲的三叔公说：“你真会吃番薯。”他说，番薯香甜，吃起来，不用吃咸菜。我也常听父亲对到我家拿胃病药的三叔公说，胃病不宜多吃番薯。却只听三叔公暴露着一嘴牙床嘿嘿一笑，说：“下一顿少吃点。”可是下一顿什么东西可以多吃点呢？等到下一顿，三叔公照样端一碗垒成小山似的番薯蹲在自家门口的石凳上埋头地吃。
不知三叔公家是如何将番薯全让给三叔公一人吃的，我很少看见三叔公一年里不吃番薯的时候。而在我家，当番薯吃完的日子里，便是我们常常饿肚子的日子。一掌心的大米要煮一大锅六、七个人吃的饭，碗里清澈可作镜子照。记得我长得还不到与灶一样高的童年里，仗着做饭职便，往锅里多放米而被伤心落泪的母亲挨打。在受皮肉之痛时，我也深切地暗誓自己日后不再“越权”。可每每在做饭下米时，肚子已饿得咕噜难忍，心里就骂母亲无情无理。此时小手不由得又重蹈旧辙，多放了些米。待到日午或太阳下山，看到母亲头上的草笠从山坡上露出来时，我急忙跑向灶膛，察看锅里的动态（稠了还是稀了）。
糟了。稠了点。便急中生智，抓起灶角温水洗脚坛，将一坛不知什么时候积垢的温水，猛然往米饭里倒，再用勺子搅拌成稀粥。母亲把锄头往灶边一横，抓起锅盖，没有话出。
我是多么渴望有番薯的日子啊。对于番薯，母亲就不那么吝啬了。她还特地交待我，做饭时多放几块，煮熟了捞起来，作为刚刚断奶的弟妹的点心。但照样有规定：大块几块，小块几块，只是大与小没有作具体的要求。我就常常利用大小的差额提前吞并，再拣一片有阳光的屋檐下喂养弟妹，如果弟妹胃口不好，我都大胆地视为“回收品”私吞。这时尽管弟妹号啕大哭，仍觉得日子好美。暖饱之余，背弟携妹的在屋前院后逗乐。
有番薯的日子真有劲。而且弟妹们一个个也都是吃着番薯学会说话走路的。而在他们能“自力其食”时，我的“回收品”也渐渐少了，甚至没了。但我也渐渐发现母亲对番薯块数的“发放制度”作了很大宽松要求，甚而全部放权由我作主。这下可好了，我一到饭熟时，就捞它一两块，放在只有我这个“小管家”知道的安全地带。待要上学时，避开弟妹“耳目”，趁弟妹们用鼻涕在门前树下的沙堆里玩耍之机，悄悄拉下用过的作业纸，包好，迅速塞进书包里，一路得意洋洋地上学去。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才把番薯抓出，在同伴面前有滋有味左顾右盼地大咬起来。不时会引来很多垂涎三尺的目光，甚至会招一、两个跟我“坏”的同伴，她们身不由己地走近我，没话找话，如果有诚意，我往往就会掰一小块番薯跟她们“好”了起来。
饥饿的岁月，“和好”竟是如此容易。但好景不长。我发现有的同伴从书包里抓出的路上点心比我的番薯要好得多。我知道番薯正失去往日的魅力，我就再也不敢轻易地跟人“坏”。因为“和好”已不是一块番薯所能解决的了hellip;hellip;
饿肚子的日子离今日很久了，但吃过番薯长大的人或许还会依稀记得它的香甜。当今日街上看到一、两个小贩，他们拉着一辆车子，上面放着一个热煤炉，炉里发出香喷喷的味道，穿街走巷的叫卖“烤番薯”，此时，间或还会唤起当年饥饿的感觉。而城里的很多童男童女并不知“烤番薯”为何物，他吃着“烤番薯”是因为好奇尝鲜而并非饿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