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明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全家迁移到隔壁的一个公社。大队要把我们家安在生产队前，曾经让父亲在两个前后相邻的生产队中作出选择。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陌生的，谈不上选择，父亲也不假思索，挑了前面那个生产队。大队分给我们家三块地，其中两块是水田，一块是旱地。作为一种补偿，公社每年还下拨十六担稻谷给生产队。公社是通过发粮票的方式，下拨稻谷给生产队的。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粮票，还有三块地，难怪生产队的社员老高兴呢。生产队长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说是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这新来的一家子可不是饭瓢上的苍蝇，来混饭吃的，日后大家得多帮他家点忙。有几次，公社下拨的粮票迟迟没有到达生产队的手中，社员们以为公社的经济补偿停了下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公社再不把粮票发下来，就要停掉我们家的口粮。这不能埋怨社员，当初的社会状况谁都清楚，生产队中僧多稀少，口粮又是少得可怜，他们担心我们家白吃他们碗中的饭。生产队长的解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劝父亲赶紧上大队和公社问去。经过一番催促，很快，十六担稻谷的粮票照常拨下来，社员的怨言也销声匿迹了。后来，生产责任制政策下来了，在分田地的那个夜里，父亲抓了个好阄，之前大队划拨给我们家的那一块水田，经过数十年的时光轮回，又回到我们家的手中！这块水田确实是块好田地，以前社员们都昵称她为“两亩仔”呢。
刚移民过来时，尽管我还不晓得粮票是啥玩艺儿，但我知道周围的人家和我们一样，日子都不好过，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就惦记着下顿。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上午，因为听母亲说中午有面条吃后，来我家帮忙的舅舅干起活来特别卖劲，不用说，他的心里头甭提有多高兴。我家盖新房子那阵，舅舅是打头阵的，他主动请缨去拉黄壤，这是一件比舂墙还艰苦的活。黄壤要到几百米外的山坡上拉，正因为山路不好走，母亲总是嘱咐舅舅每趟少装点。可那天，在香喷喷面条的刺激下，舅舅每次都拉着满满一板车的黄壤，结果下坡时翻车了，黄壤将他掩埋得严严实实。众人大惊，手忙脚乱地将他从黄壤中扒出来。虚惊一场后，众人见舅舅毫发未损，取笑他为了能吃上一碗面条，差点连命都搭上了！
方寸粮票记录了一段历史。那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粮票面额有半市斤、壹市斤、叁市斤、伍市斤的，也有壹两的，粮票票面上，印有毛主席语录、农业机械、火车轮船等图案，还有丰收的田野、沸腾的矿山、繁忙的海港、茫茫的草原等场面。粮票是按参加生产队劳动所得的工分多少分发的，粮票就是口粮，工分多，所得到的口粮就多；工分少，所得到的口粮就少。生产队的会计是统计工分的，每天晚上记工分时，社员们都要认真核对，生怕自己辛苦一整天所得的工分被遗漏。直到会计在他们的名字上填上当天所得的工分后，大家这才放心地回家。社员中，有很多不识字的，但他们懂得自己的名字，也认得代表工分的阿拉伯数字。同样是社员，一天的劳动下来，他们的工分却是不同的：薅草、戽水、采秧、种豆、锄草、割麦、晒谷、挑肥，这是些轻活，大部分由妇女来干的，每天的工分是三分；犁稻田、耙麦地、砍松柏、拉石磙、砌堤坝、挖池塘，这些重活非男社员干不可，其工分的含金量就高，每天的工分是五分。
父亲是公认的种田好手。生产队的社员曾经一致推荐他当会计，虽说他认得字，但一时半会却写不出社员们的名字，所以，他的会计泡汤了，也失去了每个月加工分的机会。正是有了过硬的种田技术，父亲成为生产队的犁田专业户，他每天的工分都是五分，再上母亲和姐姐的六分，每天我们家都有十一分的工分入帐。但是，比起其他人家，这个工分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家的小孩多，能下田赚工分的劳力远远不如人家。如此一来，我们家的粮票称得上是僧多稀少。没有粮食就得挨饿，在艰难的日子里，大队中熟悉的不熟悉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地用畚箕往我家挑地瓜和芥菜。这一切常常让母亲感激涕零，她把好话都说尽了。为了填饱肚子，母亲把门前那块平日扬稻谷堆杂草的大埕腾出来，用来种菜，春季种苋菜，夏季种空心菜，秋季种卷心菜，冬季种芥菜。饭桌上，每天都有一大盆的青菜，吃得我们都厌倦了，最要命的是，由于青菜中加的肉油少之又少，所以，刚吃完饭，才干了一点儿活，人又饥肠辘辘。父亲看着面带饥色的孩子说，肚子里的肠都被青菜刮下一层皮！接下来，父亲在山脚下开垦一小片荒地，种植木薯。开荒那天，也不知何故，山上的石头叽里咕噜滚下来，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着实把父亲吓坏了。第二天，他又去了，并警戒着山上的石头。到了年底，挖出的木薯像粗壮的树根。挑到家后，母亲就把洗干净的木薯砌成细块，再撒点盐巴，放在锅里煮。煮熟的木薯味道不错，我们全家都大吃起来。这数年来，我们从未如此填饱过自己的肚子！木薯块根肉质，富含淀粉，本是用来做饲料或制淀粉的，可这会却成了我们饭桌上的一道好菜。生吃木薯有毒，这个常识连小孩都知道，而当我们吃完熟透的木薯后，也出现了中毒的征兆：头昏胸闷，不停地反胃，直想呕吐hellip;hellip;木薯带来的伤害还不止这些，有一天，由公社和大队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突然而至，说是我们家占用公家的田地牟取私利。家里一下子来了一大堆人，头上突然被扣上了一顶高帽子，父亲被吓蒙了。父亲救过不暇，但他的一番解释也是徒费唇舌的，工作队这回是吃了扁担，横了肠子，他们听不进去，掏出本子坚持要罚款。救急不救穷，邻居一位头面人物站了出来，他仗义执言，不停地为父亲求情。这事总算涉险过去了，父亲对邻居感恩不尽的同时，还不断地责备自己。
粮票是一个票证年代的特殊记忆。春节到了，母亲带我去粮站买面粉。公社所在地的那条街道上，有两个场所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是公社的电影院，一个是公社的粮站。电影院前经常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而粮站的窗口前，平日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尤其是春节前那一阵子。人们的生活非常清苦，在艰难困苦中，他们不只光顾眼前，一点一点地把有限的粮票积攒下来，准备过一个有肉丝有红团有线面的新春。腊月底，天空下起了雨，冷冰冰的雨点飘落在脖子上，而人们早已忘记了寒冷，都在伸长脖子，眼睛直盯着粮站的那个窗口。地面湿漉漉的，一片泥泞，人们脚上的解放鞋就这样一刻不停地浸泡在泥泞中。终于挤到了窗口，母亲小心翼翼地把粮票交给粮站职工。粮站职工手中握着大权，没有人敢得罪他们。母亲睁大眼睛，看着粮站职工过称，她生怕他们一忙起来，把面粉的斤两搞错了。算我们幸运，粮站的面粉很快就销售一空，而窗口外依然是一条长长的队伍，他们必须继续站立在冷雨中等待着。母亲拎着面袋，在一片甘蔗林中穿梭着，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赶。回到家，她迫不及待地拿起秤子，核实一下粮站的斤两是否准确。这一年的除夕，我们吃到了香喷喷的面条，那是我们在日日夜夜中盼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