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明信

生活在票证年代中的人们是艰苦的。邻居是个教师，我们刚移民过来时，就借住他家好一阵子。他家的小孩那时还睡在摇篮里，我经常帮忙照看小孩，他的母亲我管她叫三叔婶，三叔婶常常盛一大碗稀饭给我吃。这一碗稀饭稠稠的，白花花的，我三口两口就扒下肚子，真是香！我很听母亲的话，所以，只要三叔婶吱一声，母亲就会让我去帮忙照看小孩。在母亲看来，照看一回小孩，就是相当于让我去白吃一大碗白米饭。母亲当然要让听话的孩子去享受这种难得的口福。母亲安排我去帮忙照看小孩，有饭吃，还回避上田间劳作的那份艰苦，着实有一箭双雕之用意。母亲对我的偏心跃然纸上。三叔婶一家是少见的老好人，隔三差五地往我们家送白大米。其实，他们家的粮票也不宽裕，当教师的儿子就把屋后的那一片空地利用起来，种上地瓜、花生、大豆和茴香豆，还在空地的外围种上了丝瓜。他精心搭了一个丝瓜架，把绳子引到屋檐，夏季里，丝瓜茎蔓顺着屋檐一直攀援到屋脊。早晨，屋顶开满了黄色的丝瓜花，在高处非常抢眼；中午，屋顶砖瓦发烫，丝瓜花和叶无精打采地低垂着。因为丝瓜长在屋顶，邻居鞭长莫及，他就把镰刀绑在竹竿的末梢，搬来竹梯靠在屋檐上，然后吃力地挥动竹竿，将丝瓜一一收割下来。到了冬季，他又如此折腾一番，把屋顶的丝瓜络没收了。他的屋后很偏僻，平日里人迹罕至，几乎没有人发现到他所种的庄稼，倒是长在屋顶的丝瓜暴露了目标。终于有一天，公社和大队的一大帮人顺藤摸瓜来了，顿时，他家屋后传来一阵阵喧闹嘈杂的声音。还好，他最终没有被树为负面典型。那时，公社的广播机经常播报此类负面典型。之后几天，他感觉很压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像被人猛抽嘴巴时的那种心情。
市场上的“黑米”很贵，每市斤七毛五分。“黑米”不是字面上所理解的黑色调的米，指的是市场上偷偷卖出的白大米。粮票一张不剩了，每隔几天，母亲就会提着一只小木桶，上一次公社的街道，在三岔路口，有一家专卖白大米的店铺。这家店铺卖大米早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母亲每次只买七八斤，我记得她为了吃饭，把一对金耳环卖掉，也就卖了二十五元钱。这对耳环只能换来三十多斤的大米，怪不得人们把市场上的大米称为“黑米”！
每顿饭，锅里下的“黑米”少得可怜。开饭前，母亲把所有的大碗小碗都排在灶坑上，先往每个碗里加一勺子稠的饭，再往碗里添加稀汤。灶坑上的这一大溜稀饭，就是一面面的镜子！早季的地瓜很稀罕，母亲把地瓜切成若干块，其大小相当，吃饭时每人一块。母亲曾经说过，父亲是家里的主劳力，得多吃一块地瓜才有力气干活，但是，父亲坚决反对这样做。这种父爱让我们刻骨铭心！
我的二哥是个喜欢耍小聪明的人。那时，他在附近的公社陶瓷厂上班，他经常打时间差，估摸午饭已经煮好了，他就溜回来，打了一碗稠的稀饭藏在一个大木桶中。然后，他又装成若无其事的模样，回陶瓷厂去了。吃饭时，母亲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也没少放米，今天的饭会这么稀？”中午，二哥准时回来吃饭，当然，他手中端的是母亲盛的那碗。到了下午，二哥偷偷溜回来，三下五除二，他把那碗藏在木桶里的稀饭吃个精光。俗话说：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二哥自认为熟门熟路的，不怕东窗事发，就继续玩藏猫猫的小动作，殊不知，母亲已经找到了稀饭变稀的原因了：她把二哥藏在木桶里的那碗稀饭搁在另外一个地方。中午，二哥回来吃饭，发现母亲没有像往日那样为他盛饭，心中萌生纳闷，脸上堆满疑云。此刻，母亲的面孔上像涂了浆糊一样，绷得紧紧的。她追问二哥藏稀饭的事，而二哥还不知情，还被母亲蒙在鼓里，就极力抗辩，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干过这等事。母亲就把二哥上午藏起来的那碗稀饭端出来，“磨眼里推稀饭，你还装什么糊涂？真是磨石上长蘑菇，你这孩子做了一件让全大队笑话的天下奇闻！”到了这个境地，二哥这才焉下了头，内心深自愧恨，一言不发地回到里屋。母亲亲手铲除了二哥这只家中的“硕鼠”，直到这一刻，我们心里才豁然开朗，都大笑起来。但母亲却开心不起来，她喟然长叹，仿佛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烦乱所困扰。接下来，每当盛饭时，母亲就多给二哥一点稠的，说他在陶瓷厂干活，赚的也是血汗钱。渐渐地，二哥学到手艺，自立门户了。那时，陶瓷厂还算油，经常加餐，而每当加餐时，二哥就多打一大碗肉饭回来，让全家人都来尝几口。在粮票匮乏粮食匮竭的极端年代里，二哥赚来的钱，成为母亲上街头买“黑米”的一个经济来源。而他也在辛苦劳作中，宽了肩膀，粗了胳膊，身量很魁梧。如今，困苦的日子过去了，二哥忆起往事，不胜愧汗。
每一张粮票，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手头上没有粮票，而生活还在继续，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小麦的收割。分小麦的那个傍晚，生产队的大人小孩都来了，大家聚集在稻谷场上，互相道喜，脸上荡漾着一种久违的笑意。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挑着一大担小麦，前往两公里开外的碾坊。当母亲气喘吁吁地赶到碾坊时，这儿早已挤满了人，大家都想抢个早，把新小麦碾成面粉，早点吃上面条。碾坊里的机器非常笨重，看上去已经是年深日久，像火箭发射台一样。正在快速运转中的机器震天动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声。负责碾小麦的人，他的头发、眉毛和衣服都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粉末，一线阳光从玻璃天窗漏下来，光线斑驳，色彩繁杂。他频频地向碾小麦的人发话：“布袋要抓紧！要抓紧布袋！”他天天呆在这机器隆隆的空间里，声音都嘶哑了。在碾坊足足等了两个钟头，才轮到母亲碾小麦。回到家，母亲让我去擀面条，临走前，她嘱咐我说，新的面粉含有水分，擀面时要少加水，否则擀出的面条会成面团。我没有经验，在擀面时，还是拿捏不了加水的尺度，面条湿漉漉的，像沾了水一样。加工店的主人让我跑回家一趟，拿些面粉过来。接下来，他下手帮忙，把面粉倒在刚才擀出的湿面条上，重新擀面。擀一斤面粉，得付两分钱的加工费，我付了八分钱后回家了。在煮面条时，母亲特意加了些新出的苋菜，这一大锅面条让我们撑破了肚皮。以前逢年过节时，用粮票换回来的面粉少得可怜，都用来做糕、饼和红团，我们很难得吃上一顿面条。后来，也许是忙不过来，或者是要节省几分加工费，母亲干脆直接往面粉里加点水和盐巴，然后，用手一块一块地扯面团，放进沸腾的热锅中。这就是社员口中经常提到的“白老鼠”。煮熟的面团很有质地，非常好吃，以至于晚上肚子饿时，我们都会向母亲提出要吃“白老鼠”的想法。在票证盛行的年代里，“白老鼠”是一个时代印记，就好比一个胖胖的、大眼睛的孩子，真叫人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