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明信

农忙的季节到了。生产队长在集体仓库召开的社员大会上高呼着，你们每家每户的小孩都得出动，干一点活算一点活。见底下的社员在交头接耳，大眼瞪小眼的，队长一下子就看穿了大家的内心：社员下地劳作有工分赚，有粮票分，想让小孩也跟大人一道起早摸黑干活，却不给半点工分，也不给一两粮票，这等事谁还会干呢？再说，小孩毛手毛脚的，还能干点什么活？“龙走龙路，蛇走蛇路，蛤蟆没有路，也要跳两步。你们别小瞧小孩，有些活，他们干得比你们还地道！你们男社员在田里抽一支烟半个钟头，女社员回家给婴儿喂奶又是一个钟头，这样掐头去尾，你们干的活不比小孩多。”农忙时，队长是花钱磨刀，只图快，他的心最急，心一急，就把抽烟和喂奶的事一一抖落出来。“队长，你家的儿子上次下田帮活，刚开头像火炉上撒盐巴，热闹一阵子。也就一会儿功夫，找个理由去买冰棍，却躲在池塘中捉泥鳅。捉了几条五、六寸长的泥鳅，就是一个上午！”众人哄堂大笑起来，队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也笑了起来，他这会的笑容，像和尚的木鱼，合不拢嘴呢！
第二天早上，生产队所有放农忙假的小孩都出动，地瓜地里人头攒动。我们小孩主要是帮忙拔匍匐地面的蔓，并把大人刨出来的地瓜按大小排成两行。这片地瓜地位于渠道旁边，地里头有两座墓茔。在接近墓茔时，刨出的地瓜越来越大，那个刨地瓜的社员也是大喊大叫，像吹喇叭似的。“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大家嘴上都说这位社员干了一辈子农活，见识应该增长得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说归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大人小孩这会都大步流星地聚拢过来，想看个究竟。一时间，墓茔周围场面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像看戏似的。地瓜垄上土地干裂，一看就知道这里头准是个大地瓜。那个小心翼翼刨地瓜的社员，这会成了高台上的表演，众人都在看着呢！果然，在接下来中，社员一口气刨出好多个块头大的地瓜，其中有两个地瓜尤其抢眼，用称子一过称，所有的人都傻了眼：一个二十三斤，一个二十八斤！如此大的地瓜生得眉清目秀，大得动心骇目，只怕你走遍天下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大家像看新媳妇一样看过不够。我们小孩也是大开眼界，还上前使劲地抱了抱那两个大地瓜。在墓茔周围刨出了这一大堆平日罕见的大地瓜，社员喜得眉开眼笑，巴不得早点吃上，尝尝这个中的滋味如何。生产队长顺水推舟，接上话茬说，干脆中午加餐，大家吃饱了好干活。社员一听说加餐，他们好比一下子领到了一大叠粮票一样，干活的精神头可大了。
我家距离地瓜地最近，生产队长就派两个女社员，各挑着一大担刚出土的地瓜上我家。这天中午，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上我家，大吃地瓜来了。这场面该如何形容呢？反正，我家的屋檐下坐着一大溜的人，家中的碗不够，大家就直接用手拿着水煮地瓜吃。这一天，所有的社员都得到了三分工分，而我们小孩虽说没有工分入帐，也没有粮票可得，但是，我们一天的劳动换来了一顿饱食。
生产队的地瓜分下来后，母亲就开始分拣，把刨地瓜时被锄头扎破皮和肉的地瓜拣出来。母亲说，这些“破相”的地瓜不能储藏在木棱里，否则，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腐烂掉，并影响到好的地瓜。就这样，“破相”的地瓜被刨成了一片片，晒干后就是地瓜干。有一次，我主动请缨帮忙刨地瓜，因为没有经验，在刨地瓜时，我的手掌被刨掉一层皮肉，疼得我直喊爹娘。在没有粮票的时候，这些地瓜干就是大家充饥的好东西。地瓜干是和大米混搭着煮，说是米饭，但锅里的米粒数都可以数过来，我们常常把地瓜干捞起来吃。偶而，家中有白糖，我们就在煮熟的地瓜干中加点，真的好吃。除了把地瓜刨成片外，母亲还会把细小的地瓜，就是生产队社员所说的“番薯仔”，挑到加工厂压榨成细渣，然后把细渣挑到井边，跟做豆腐的环节差不多，用白色的纱布一遍遍地过滤、挤压、加水，把地瓜中的淀粉冲洗到水里。第二天早上，淀粉已经积淀在木桶底部，母亲叫我帮忙抬木桶，小心翼翼地倾斜木桶，把淀粉上面的那一层清清的水倒掉，再往木桶里加温温的井水。第三天早上，母亲把木桶里的水倒掉后，用锅铲将木桶底部那一层淀粉铲出来，放到阳光下晾干。木桶底部的淀粉厚厚的，像是北方的田野上铺满了白皑皑的雪一样，在阳光下，白晃晃的。在粮票稀缺的年代里，社员们常常依赖淀粉，变花样地煮出一些虽说填不饱肚子，却是难得一见的好菜来，特别是除夕夜，社员们在锅中加了芥菜、淀粉、线面和虾米，一锅插粉香喷喷的，人们在香味中，在鞭炮声中，又送走了一个票证盛行的年头。
在票证时代里，除了粮票，还有肉票、糖票、布票、火柴票、肥皂票等等。它们都是由粮票派生出来的。肉票得上公社食品站买的，糖票和布票得上公社供销社买的，每当节日来临时，食品站门前站满了乌压压的人群，而供销社里也是人山人海。每到年底，母亲都会上供销社扯好多黑色调的布料，然后就带着我们小孩走几百米路，来到裁缝店里量尺寸。一尺双剪，量体裁衣，裁缝阿姨的手艺没得说，一剪喜成万户愿，可每回见到母亲领了好几个小孩来，她总是禁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几个小孩站在店里，就像一级级台阶，量一个人就知道其他人的尺寸了。过了数天，母亲就去取衣服，这几套大小相差无几的新衣，因为用的是同一种面料，所以一时还分不清谁穿哪件，好在裁缝阿姨在新衣里面标有顺序号。火柴一盒两分钱，肥皂一块两毛钱，都得上大队小卖部买，我记得，每个月的火柴票只能买两件火柴，相当于二十盒火柴，而肥皂只能买两块。肥皂不够，大家就用花生饼代替，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渣滓成饼状，用作饮料和肥料，也用来搓衣服。肥皂供量不足有替代品，而火柴如果不节省用，就没有什么替代品了。灶坑上留有一个小小的拱形洞，这个像一座微型石拱桥的小洞，是用来放火柴的，灶坑上温度高，有时候，小洞里的整盒火柴会莫名其妙地燃烧起来；有时候，柴火潮湿不易点着，就得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有时候，火柴受潮了怎么也点不着，一盒火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所以，火柴称得上是家中的宝贝，省一根是一根。我们常常因为破坏火柴而挨打受骂，天黑了，得煮饭了，可灶坑上的火柴不见了，大人能不急吗？
粮票少，而饭一顿也不能少。于是，社员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赚钱，买“黑米”过日子。在农闲时，生产队的男社员中，有人开始挑起货担，一路吆喝，卖海蛎；有人把公社陶瓷厂生产的陶瓷拉到产粮丰富的山区卖，一次换回来几担稻谷；有人当了一名挑夫，帮公社陶瓷厂挑黏土，因为社员们是饿着肚子在挑黏土，所以，社员把黏土戏称为“饿土”，挑“饿土”很辛苦，但每挑一担就有两、三毛钱的收入，很多社员都争着干挑夫。没有粮票，挑夫就用肩头挑来了充饥的粮食。这是一段让人刻骨铭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