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明信

去年除夕夜，村里每家每户都挂上红灯笼，那一颗颗竞先在空中绽放的璀璨烟花，把村庄映照得光彩鲜明。正当全家人吃团圆饭时，停电了，母亲说，能有一盏煤油灯多好呀，好歹可以应急一下。“都什么时代了，还提煤油灯的事？”弟弟听出母亲埋怨他的弦外之音。之前，他在装修新房时，把那盏母亲珍藏了二十多年的煤油灯扔掉。那盏煤油灯锈迹斑斑，尤其是煤油灯的底座，不但锈蚀，还沾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好在家人早早就准备了蜡烛，这一顿烛光宴吃得特别有味道。
煤油灯，这已经是年深日久的事情了。母亲挂念煤油灯，是因为这盏煤油灯她用了大十几年，在每一个夜晚和每一个凌晨，她都要和煤油灯打交道。煤油灯，它是母亲这一代人的一双眼睛。夏天的晚上，母亲点上了煤油灯，把煤油灯挂在土灶的烟囱上，等到大家都盛完饭，母亲就把煤油灯熄灭。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木结构的，到了晚上，整个房屋依然像一个闷葫芦，呆在里头总让人心里闷沉沉的。吃饭这会正是歇着时候，大人总是喜欢把饭端到门前的大埕上，或斜靠在松树下，几个人凑到一块，边扒饭，边拉呱。吃完饭，把饭碗搁在身旁，大家就打开话匣子，清风习习中，朗朗月光下，有人刚说到这，有人就接上了话茬，说到兴奋点，大家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虽然社员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大家此刻却是乐滋滋地说笑着，打闹着，调侃着，仿佛不知道什么是白天的疲倦，仿佛早已忘记压在肩头咯吱直响的扁担。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一只只萤火虫在夜空中翻飞着，我们小孩两只眼睛睁得滚圆的，听大人讲天南地北的故事，夜色深了，孩子睡着了，社员也散伙了。大家都回屋里头，重新点燃煤油灯，涮锅，洗碗，洗脚，睡觉。
在夏天中，煤油灯用得少，为大家节省了不少的煤油。最难熬的是冬天，夜晚外面冷飕飕的，大埕上松树下冷清清的。大家都早早把门栓拉上，点起煤油灯。男社员或坐着或蹲在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女社员则围坐在一块，或牵动线围编织毛线衣，或用稻草和蒲草编织垫子，而上了年纪的老人则提着装上木炭的小火炉，好好地取暖着。乡村的夜晚又静又黑，屋外冷风在呼啸，出行的人推门进屋，看到从门缝中漏过来的煤油灯的灯光，在风中左摇右晃的，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煤油灯使用棉绳作灯芯，灯头上有一个可控制棉绳上升或下降的小齿轮，通过这个把灯芯调进调出的小齿轮，以控制灯的亮度。煤油要按票到大队部或供销社购买的，所以在晚上闲聊时，大家都会把煤油灯的亮度调到最低。在微风中忽明忽暗上下跳动的灯光照不了多远，却能给人寒夜中的温暖和寄托。
后半夜，传来了公鸡第一次的鸣叫声，母亲起来了，在一阵窸窸窣窣中，她擦着火柴，点亮了煤油灯，她要在天亮前把一大堆的家务做好。天刚蒙蒙亮，她跟生产队的女社员上山砍柴去了，直到傍晚才挑着一大担的铁芒萁回来了。我看到母亲的脸上有好多处肿块，一问，才知道这是她在砍柴中遭遇到马蜂窝。密密麻麻的草丛中，经常隐藏着马蜂窝，让人防不胜防，一时间，砍柴人就成了众矢之的，马蜂的毒刺肆无忌惮地蜇着无路可走的她们。也是后半夜，母亲就出发了，在天亮前赶到三公里外的陶瓷厂挑黏土，等到傍晚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母亲做家务的声响把我吵醒了，迷迷糊糊中，我看到煤油灯熄灭了，我听到门栓拉动的声音。这是母亲和父亲出门的声音。没有煤油灯照亮前方，他们能看得见路吗？黏土大都分布在水田中，而陶瓷厂又建在地势较高的旱地上，这水田和旱地相距两公里多。来到水田后，母亲往手掌心吐了吐沫，便埋头开挖起来。黏土往往储藏在土壤表层以下五六米深处，透水性很差的黏土富有黏性，母亲使劲用锄头挖几下，才刨出一块黄褐色的黏土。还有一种雪白色的黏土，很罕见，是做陶瓷的最好原料，却又是最难开挖的一种。不一会儿，母亲就汗流浃背。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黏土让父亲挑，她一刻也不敢停歇，眼前的黏土堆成了一座小山。挑黏土时，父亲一次能挑一百五十斤，而父亲一次只能挑一百来斤，她人矮，挑着担子上坡，前头的畚箕常常碰撞地面。最难堪的是，来到陶瓷厂过称时，她的肩膀够不着悬挂在屋檐下方的杠称。没办法，她只好踱起脚尖，咬着牙，憋足劲，总算把肩上的担子放上去。把黏土卸掉后，母亲便走过来，查看刚才陶瓷厂的会计是否记帐了。
深秋季节，天逢大旱，田间的池塘都干涸了。秋季是甘蔗生长的关键时期，干旱让母亲心急如焚，几乎炸了肺。要知道，甘蔗能换来白糖、粮票、肉票、化肥和“大团结”，在社员的眼中，甘蔗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后半夜，母亲把我叫醒，说是一块去戽水。深水塘位于一公里外的荒郊野外，而生产队长的父亲刚刚死去，就埋葬在离深水塘不到三十米的山脚下。周围黑漆漆的，风刮过来，冷冷的，而密密麻麻的甘蔗叶在风中婆娑起舞，发出“沙沙沙”的声音。甘蔗叶紧巴巴地贴在我的身上，每一片甘蔗叶仿佛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影，随时随地准备扑向我。这一切都令人心惊胆战。戽水不是一件轻松活，父亲、母亲和我三人轮番上阵，后来，我戽水的动作越来越不联贯，差点把戽斗摔在石壁上。我凑近煤油灯一看，手上起了一个个血泡。母亲心疼我，就让我带上煤油灯，去看护水路。看着萤火虫神出鬼没的蓝色光，听着甘蔗叶危机四伏的摇动声，在这阴森森的黎明前的野外，我胆怯了。父亲说，没有鬼，鬼最怕锄头，你把锄头也带上，敲几下就没事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父亲把“鬼”说出来时，我的心猛地一揪，下意识地用锄头敲击着石头。硬着头皮，我调亮煤油灯，顺着水路而下，虽然心寒胆战，不敢作声，但手中的煤油灯和锄头却一路上给我壮胆。黎明前的天最暗，风也大，我手中的这盏煤油灯带给我多少的温暖！
年底到了，糖厂开榨，忙碌的收割季节来了。凌晨两点，父亲就拉着满载甘蔗的人力板车出发了。这一程他们要走十五公里，而且多是上坡路。路上人力板车有十几部，每部车的车头都挂着一盏煤油灯，在朦胧的夜色中，煤油灯在不停地移动着，这一字长蛇阵恰如一条长长的灯龙。行走五公里后，迎面而来的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长岭，父亲他们停下来歇息，捡来一些甘蔗叶，把煤油灯的灯罩移开，点燃起来。暖身之后，艰难的爬坡开始了。在通往县城糖厂的路上，这个岭最长，有两百米。这个距离长坡度又大的陡坡，每回都让父亲他们望而生畏。他们经常来回帮忙着，把满满一车的甘蔗推上坡。年终前的那几天，只有父亲他们还在往糖厂运甘蔗，为了减轻负担，我也在后半夜爬起来，跟随父亲他们上路。煤油灯挂在车头，我在车后面推车，暗夜中，看不清路面，我只知道跟着车拐弯，跟着车发力。把车送上坡后，我就回来了。四周黑黝黝的，没有一点儿光，我几乎是跑着回到家。回想起来，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里，一个小孩孤身行走，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呀！到家后，我往脸部和手脚涂上了“面油膏”，这是父亲他们对付霜冻带来的肿痛的最好外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