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信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员，都离不开别针，就像他们常常把火柴揣在身上一样。社员在田中干的是体力活，要时弯下身来拔草，有时扬起双臂脱稻粒，他们一发力，或绊到路边的荆蕀什么的，衣服就裂开了。还好，身上带有别针，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也可以避免在众目睽睽下出现尴尬。
生产队有一个男社员号称拼命三郎，每天干的都是生活，每天也都领到五分的工分，是生产队一百来号社员中赚到工分最多的人。社员平日都说他是大象扛木头，尽干重活。这天，他正在翻田，前面拉犁的耕牛不在状态，不听使唤，像是在罢工。耕牛要么磨磨蹭蹭的，要么歪歪斜斜地走着，像老蛇在草丛中走弯路一样。社员火气上来了，用力地抽了耕牛几个响亮的鞭子。耕牛回头向他直瞪眼，仿佛是在向他发出挑战。在这炎热的天气中，耕牛连轴转，此时的它拉起犁来，好比大肚子走路，想快快不了，有心无力。队长骂他这是要跟耕牛顶嘴，对着干。“你和耕牛都是气在火头，两只老虎打架，劝也没用！”队长说。社员都捧腹大笑起来。让队长猜对了，耕牛不怕你来硬的，吃了几鞭抽的它火气更旺，它像泥鳅变戏法滑走一样，挣脱了背上的鞍，狂奔起来，并窜到刚下种的菜地中，把菜苗踩了一大片。这阵势让大家都傻眼了他不顾一切地追赶着，在众人的合围下，耕牛被驯服了。这时，大家对着他大笑。他莫名其妙，站着发愣，看着大家笑。他低下头，看看，也没有发现到不对劲的地方。社员笑得更欢了。有人向他指点迷津。他一摸屁股，裤子裂开了一条长长的缝！此刻的他，就是煤油灯无油——火烧心。就这样，他的屁股后面的裤子上绑了三根别针。队长戏说他这是上了三把锁头！
社员常常用别针挑手、脚上的刺。一有空闲，母亲就上山砍柴，山路上经常出现荆棘，尽管她穿着草鞋，但还是被扎到。晚上，母亲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挑起刺来。这个镜头，至今还烙在我的心头。我小时候经常去山上，路上有一种刺遍地都是，这类刺长在矮矮的叶子上，叶子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刺。社员把这种刺称为“鸡母刺”，意思就是刺和母鸡拉下的屎一样，满地都是。所以，一旦不小心踩上了“鸡母刺”，脚底就有好几根刺扎进去了。而“鸡母刺”对于社员来说，却是防不胜防。
别针是一种弯曲而有弹性的针，尖端可以打开，也可以扣住，除了挑刺，母亲还用别针来挑煤油灯。别在上衣角里侧的那根别针，是母亲的另一把锄头，铲除手背、脚底的刺！母亲最怕冬天时腌制咸菜。冬天一到，她把芥菜大把大把地割下来，晾干后，她开始腌菜，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工程。她把芥菜放进坛罐中，手中握着一根竹竿，一只脚踏地，一只脚伸进坛罐，围绕着坛罐踩着，转着。几圈下来，坛罐中的芥菜早已结实了。她往坛罐中铺了一层盐巴，接着转踩着。一圈又一圈，母亲一直踩到坛罐中的芥菜渗出汁来。就这样，她一层一层地放芥菜，又一层一层地踩芥菜，腌制一坛罐的芥菜，得花费她半天的功夫。等到这一切都做完了，母亲往坛罐的口上封上了一层厚厚的黏土。这个密封的坛罐被安放在墙角，待来年夏季再开启。在腌制过程中，最可怕的是，冬天中，她的脚后跟有裂口，咸咸的菜汁浸泡着，很难受。等到腌制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洗脚，再用别针挑脚后跟的老茧。
父亲也常常用别针来挑手心、脚后跟的茧子。父亲的脚很大，家中有一双四十三号的解放鞋，但他舍不得穿。他喜欢穿草鞋干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整个大队的人口粮都不够吃，苦不堪言的村里人就偷偷地搞副业，多赚到几个钱，好养家糊口。一把小称，一担海货，社员一路吃喝，卖海蛎什么的，邻近的大队都说我们是“称子村”。父亲没有去卖海蛎，他是卖陶瓷去的。因为倒卖陶瓷的人多，而公社陶瓷厂一窑得半个月，僧多粥少，出窑那天，大人小孩忙着排队，童叟无欺，每个人都可以买到两个陶瓷。从凌晨四点开始，陶瓷厂的外面就聚集了一大溜的人，大家提着煤油灯，煤油灯在寒风中摇曳着，像村里人正月十五游灯闹元宵。早上，大家陆续分到了陶瓷，用稻草和麻绳将陶瓷装上人力板车后，已是午后了。第二天，也是后半夜四点左右，父亲就出发了。这一路，他们来回要走起码五十公里的路，而且多是崎岖不平的山路。
到了黄昏，他们才回来。父亲狼吞虎咽地扒着饭，之后，他必做的一件事，肯定是就着煤油灯，一点一点地挑着脚后跟的茧子。在现代人眼中，别针是一种装饰物，而在父亲那一代人的眼里，别针就是整天跟荆棘、老茧打交道的东西，非常实用。脚后跟的茧子，生了挑，挑了又生，长年累月下来，社员的皮肤又厚又硬，连别针都扎不进去，像一块坚硬而又粗糙的磨刀石。每一次，父亲都不停地鼓捣着，或平放着别针，或倾斜着别针，似乎非要把这块不平坦的“磨刀石”磨得光滑不可。晚上挑茧子，这也许是父亲他们最好的休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