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初中毕业时我和许多农家子女一样，怀着忐忑的心报考了中专，希望能在这场考试中脱颖而出跳出农门。遗憾的是只差两分够得上分数线，眼看着新生报到的日期已过，而我还没有收到通知书，心情很是黯然。只好整日随着父母下地干活，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以求排遣心中的苦闷和不甘。
那天晚上，我拉着一板车新出的沾满泥土的花生秧恹恹地回到家里，打算和往常一样坐在扯了灯的院子里摘花生，父亲却把我拉到了一边hellip;hellip;我这才知道，外地的一所中专扩招，我有幸被录取。可是，一看到录取通知书上每年一千五百元的费用和数百元的学杂费与住宿费，年少的我有些惴惴不安。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只要有学上，钱不是问题。
几天后，父亲揣着东拼西凑借来的几千块钱，扛着行李，拉着我踏上了报到的行程。
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尽管父亲之前已经研究了数次乘车路线和转车车次，可本着赶早不赶晚的心思，他还是提前了七、八个小时。不想转火车时偏遇到火车晚点，我和父亲在候车室等了将近十个小时，才检票上了车。
火车上座位满员。我和父亲熬了十来个钟头，都非常疲惫。俩人站在拥挤的过道里，目光被狭小而嘈闹的空间逼仄地暂时短路。过度操劳的父亲青筋暴出，皱纹深刻，眼睛里布满血丝，显得格外沧桑。旁边穿军服的青年有些不忍，往里边挤了挤，让出了半边空地：“您将就着歇会儿。”父亲连忙把我摁了下去：“你瘦些，能挤进去。”
极度困乏的我好像只迷糊了一会儿，火车就到了站。由于我是个别扩招的学生，学校在车站也没有设立入学接待处。我只好随着父亲，搭上公交赶到了学校。
到了学校门口，我才有了安全感。怕耽误家里秋收，我对父亲说：“到学校了，你也能安心回去了。”父亲点了点头：“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怕花钱苛待自己，咱家有钱。”听父亲说咱家有钱时，我低着头，看着父亲脚上母亲做的土布鞋，心里有些泛酸。
父亲转过头，走出了校门。我鼓起勇气，向一个学生询问如何办理报到手续时，发现父亲又转了回来，他的身边，多了个和我们有着相同乡音的同学。父亲说，一听她说话口音，就倍感亲切，于是就上前搭讪，请她帮忙照顾照顾你。
直到同乡的校友帮我领了被褥安排进了宿舍，父亲才安心回返。父亲走后，校友掏出一百块钱塞到了我的手里：“你爸给的，要我以后多照顾你，我实在不能要，可他，唉！”拿着那张百元钞票，十六岁少女的眼泪汹涌而出。
时隔多年，想起父亲送我上中专的那一幕，感冒的感觉还会拥堵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