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正

我读初中时，乡村的学校，有学农田，我们的劳动课，大多在学农田里。
学校菜园里的，多是精细活，老师并不放心我们做，关键环节，老师会亲自操作。从学校厕所抬粪浇菜，从坑里打粪，由身高体壮的男生做；抬粪，由男生女生一起做；往菜上浇粪，技术含量高，则由老师亲自“掌勺”，怕学生浇不均匀，浇得重的，“烧”死了菜。学生手脚笨，做事心不在焉，给菜地锄草，老师也不放心，怕我们连菜带草一起铲掉，一步一跟，不住地提醒小心，看着我们劳动。一次，一位语文老师带我们劳动，他像语文书上的孔乙己，卖弄似的问大家：可知道“薅草”的“薅”怎么写？“壅肥”的“壅”怎么写？自此，我记住了这两个在农村经常用，有点冷僻的汉字。这也算是一种“童子功”吧。
学校没有劳动工具，上劳动课所需的所有农具，由学生从家里带。上劳动课前，有一个分配带劳动工具的步骤，分到带简单劳动工具的，欢天喜地；分到带复杂劳动工具的，嘴巴撅得拴得住驴。一般情况下，老师会考虑男生和女生、大个子和小个子、路近和路远等因素。同样带锹，男生要求带大锹，女生可以带小锹；小个子带做轻巧活的工具，大个子带做重活的工具。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路途太远，学生家里确实没有某种工具，老师也会适当调剂。如果指派我们带的是大锹、锄头、扁担一类工具，还好说，自己扛来就是了。如果要求带的是粪桶，那就麻烦了，骚哄哄的，不好扛，不好提，得两个人抬着走，从家里到学校，有四、五里山路呢，我们需要事先约好谁和谁合作。如果安排带的是镰刀，老师必定关照：“注意安全，路上不要当剑舞！”老师提前布置带劳动工具，有两种情况比较尴尬，一是忘记带，家离学校不很远的，会被老师罚回去拿；二是农忙，家里也正好用这种农具，父母不让带。我有过多次忘带劳动工具的经历，没关系，我们村上有户人家的二姑娘，嫁在学校旁边，初中三年，我没少麻烦她，跑到她家门口，喊声二姐，请她借劳动工具给我。
印象中，有一年收割小麦，弯弯长长的镰刀看上去没有特别之处，轻飘飘的，使用起来却极不听话，一不留神，刀尖扎进我的左脚，流了好多血。这件事让我至今对这种锋利的劳动工具心怀恐惧，此后长期不敢放开手脚使用。劳动课上，老师和学生混成一片，有说有笑，那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跟上课时的严肃大不一样，又少了课堂作业，大多人喜欢上。即使因劳动马虎被老师批评，老师用的也是十分生动的语言。割小麦，留下的麦茬高高低低，老师说“像狗啃的一样”；用锹翻地，有同学翻得浅，不彻底，老师说“你这是猫盖屎”；挖墒沟，有同学挖得弯弯曲曲，老师看着不满意，说“哪是沟，是蛇在游”。批评归批评，老师不会太计较，不会像做错了作业，必须订正或重做，毕竟，我们都是在学校读书的孩子，在学习劳动呢。
那时，有些同学学不下去，看读书这条路走不通，便提前辍学，回家帮父母做农活去了，一切顺其自然。无论留在乡村的，还是靠读书后来离开农村的，我们都在各自领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色彩缤纷的“光荣”。少年时，在乡村学校劳动课上接受的教育，让我们受益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