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

以前，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街头那个裁缝女师傅做的。一年中，要做两回新衣服，一回是在端午节前，做的是夏装，一回是在腊月底，做的是正月初一穿的新装。所以，一年中，我们小孩要上裁缝店两次，量衣服去的。这也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夏装很简单。街头有一坎供销社，母亲选择最便宜的布，扯了一些。接着，她来到染坊店，染布。母亲所选择的布料，是比较厚的棉布，夏季本该穿薄一点的，比如“的确良”，但“的确良”是那时的上等布料，不用说母亲，就是其他的人家，也是很少用这种布给小孩做衣服的。母亲的理由是，棉布厚，既耐用，又耐穿，夏季穿的棉布是白色的，母亲担心我们穿时容易脏，就选择染坊，把白色的棉布一律染成黑色的。
街头有两、三家染坊店，生意都非常红火。说是一坎店，生意却是在店门外进行的。在染坊店的店门外，搭着一个土灶，上面放着两口大锅，是用来染布的。等布染完后，晒干，再用清水洗一遍，然后晒干。这些工序都做好后，母亲便带我们去裁缝店。那个女师傅和我们在同一个生产队，她还有一个身份是社员。平日她和社员一起出工，赚工分。她所赚到的工分，也就是所分到的口粮，其价值远远比不上做裁缝时的所得，但一到农忙，她得扔下缝纫机，操起锄头，下田干活。这是生产队的一个规定，大队对搞副业的社员，卡得非常严。等到生产队的活都干完了，她那裁缝的旺季也开始了。这个时候，正是“六月天”，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来加工夏装的社员接踵而至，再加上这一带能干裁缝这种活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夏装总是姗姗来迟，让我们望眼欲穿的。
母亲领着我们去，那个女裁缝一见到我们，便笑了，说：“你带来的小孩，比生产队长带的社员还多！”她可不是吹灯讲故事瞎说的，那是个多子女的年代，女师傅也有好几个孩子，可她每回都忍不住这么说母亲。女师傅让我们站直，而她一会儿站在我们的前面，一会儿站在我们的后面，如此比划一番后，她用一块粉笔和一把尺，快速地在布料上画着，并标下尺寸。紧接着，她操起长柄剪刀，拉起桌面上的布料，沿着粉线，“吱”的一声，她手中的剪刀，简直就像一架飞机，快速地沿着既定的目标，呼啸而去。眼前的一幕，只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很难想象，眼前的她，是个经常抢起锄头干活、泥巴裹满裤脚的社员！
年底到了，社员早早地把甘蔗砍掉，运到糖厂，换来了糖、钱和若干粮票、布票、肉票。一领到布票，母亲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公社供销社，买布去了。冬装和夏装不一样，冬装用的面料多得多，母亲像抱柴火一样，把一大捆的棉布抱回家。看到崭新的布料，我们喜出望外，仿佛看到了春节的热闹场面，听到了春节的鞭炮齐鸣。“别高兴得太早了！春节前赶制衣服的人一拨接一拨的，兴许就轮不到我们。”母亲的话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我们便催促母亲，快点跟那个女师傅预约。年底时，每天一大早，女师傅挑着缝纫机，上门为社员做衣服。各家各户都望眼欲穿，都盼望着她早点来。没有新衣服穿，哪算得上过大年？
天刚蒙蒙亮，我们看见女师傅挑着缝纫机，颤悠悠地走向我家。她个子较小，那台缝纫机似乎是擦着地移动的。她一放下担子，双手呵了呵气，就开始干活，母亲催她吃早饭，但她拒绝了，说得赶紧做，你们家的衣服一大堆，今日一定要全部做好，明天就是除夕，年关就在眼前，这不，还有一户人家等着我，等着穿新衣服做岁呢！那时，主人招待缝纫匠，一天要管吃四顿饭，早晚餐是稀饭，菜是清煮紫菜、豆腐干、青鱼干，点心是面汤，午饭是干饭，外加肉片汤。腊月底的清早，异常寒冷，外面的杂草堆上，披着一层厚厚的霜。这是一个寒气逼人的世界！母亲过意不去，端个火盆，里面烧着木炭，想让她暖和暖和。
“哒哒哒哒”，缝纫机像马力十足的机器，一下子将周围的寒气驱赶掉。听到这熟悉的缝纫机声，我们都围过来，看她握着长柄剪刀，在棉布的世界中，走直线，拐个弯，像个魔术师hellip;hellip;
伴随着悦耳的缝纫机声，一件件新衣服出来了。到了晚上九点钟，全家人的衣服都赶制完毕。这时，外面不断传来清脆的鞭炮声，这是王姓人家在过除夕夜，他们很幸福，总比别人早一天享受着新春的喜庆。送走了女师傅，母亲马不停蹄地穿针引线，为新衣服缝扣子。她起早摸黑，操劳了一整年，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岁月临界点，她正忙着为我们做一年中最后的一件事。冬日中的煤油灯，显得昏暗，而因为有了节日的喜气，这个夜晚的光线，连同母亲慈祥的目光，编织成一张温情的网。煤油灯照在新衣服上，像是春天晨曦中的第一缕曙光，很温暖，很迷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