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烨

说起看电影，对现代城市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对于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山里孩子来说，却是一种非常奢华的娱乐，连肚子都难于填饱的年代，大人们没闲钱也没工夫带孩子进城上电影院，就算手里能积攒几个钱，也得留着过年过节给孩子购点食物增件新衣hellip;hellip;我永远忘不了自己年少时的那几次看电影。
第一次进城看电影，那还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四年级以上学生进城看《闪闪的红星》电影，为让学生有所准备，学校提前一周通知，参加者每人交5角钱，周五前上交，说此费2角用于购电影票，另外3角是车费等等，由老师提前进城统一订票。记得是那周星期三下午的最后一堂课，当老师告诉我们这一喜讯时，大伙都欢呼雀跃起来，几个男生还高兴地把课本当纸飞机抛向空中hellip;hellip;我虽静坐在一旁，却同样沉浸在这狂欢的气氛之中，最后我不知自己是如何跑回家的，那一刻，满脑子装的全是下周进城看电影的憧憬。
回到家中，发现母亲还没回来，我左顾右盼，望眼欲穿，实在等急了，就跑到田头把这喜讯告诉了“姗姗来迟”的母亲。
上 交学校5角，加上吃点心午餐，合起来看一部电影起码也得花消8角（或一元），对于一担柴草才卖2元左右的山里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外公不同意我去看电影，要我好好利用时间为家里做点事。当我知道外公的意见后，整夜哭哭啼啼纠缠不休，母亲被我折腾得实在没辙，便偷偷塞给我五角钱hellip;hellip;
要看电影的前天晚上，我高兴得辗转反侧难于入睡，才上床一会儿的工夫,就问了母亲几遍“几点了？”，并反复叮嘱母亲早上一定得帮着叫醒，直到大半夜，我才在朦胧的月光中哼着“天怎么还不亮”的话儿睡去hellip;hellip;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母亲不在，一骨碌从床上跳下，以为自己睡过点了，边穿衣服边往房外跑，还不停地责怪母亲不叫醒我。“还早着呢，别急！快来吃早饭，中午的饭我也都为你准备好了。”在厨房内的母亲听到声音向我发话。
原来才早晨六点多，学校集中时间是七点半，可我还是三五下就把母亲给我准备的一碗饭“干”掉，用书包装上母亲为我准备的午饭——一个母亲用山粽叶编织的大粽子，这个大粽子，足足装了半斤多米，当年穷，粽馅没像现在加肉、虾等等好料，其实只是一个大饭团而已。临走时，母亲还给我一毛钱，叫我中午去点心店买碗“杂汤”配粽饭吃。
我兴奋得一路狂奔来到了学校，还以为会是第一个，没想到还有几个男生比我更早。八点时刻，老师在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后，便带着四、五年级的学生（53人）浩浩荡荡出发了hellip;hellip;我们学校每个年段只有一个班，偏僻的小山村不比城市，没那么多生源。11点左右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羡慕已久的莆田人民电影院，可我们所订的票是12点半开场的，老师让大伙先去吃点东西，可我们谁也不愿去，就在那电影院大场内玩耍等候。
等待的时间好像走得特慢，就在我无聊得快要睡着时，一声集合让我为之一振，睡意立马烟消云散hellip;hellip;
第一次进电影院的我，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好奇，除东张西望外，脑海里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个问号：这一大块挂着的布，里头有什么机关，怎么就会映出电影？电影里的声音是从哪来？是不是用收音机放的？当年我家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头顶上的几束光线是怎么回事？hellip;hellip;一个个新奇的问题在脑海里翻腾，可我还没来得及梳理，电影主人翁潘冬子的形象和剧本情节便深深地吸引了我hellip;hellip;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高兴得不停地向母亲及家人讲述着电影院里的“千奇百怪”及电影情节，直到母亲奏响了呼噜，余兴未了的我才知道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早已进入了梦乡，这场电影让我足足兴奋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