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柔远

新学年开学了。大街小巷里的中小学生背着五花八门、款式多样的书包，不禁勾起我对儿时老款式书包的联想。因为老款式书包承载了我太多童年酸甜苦辣的记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刚入学读书时，母亲特地到镇上给我买一个黄色的木制“书包”，时称“书包盒”。大约35公分长，30公分宽，5公分高。盖子可顺槽道或抽或推。聪明的生意人构思巧妙——在盒底的左右两侧各钻两个窟窿眼，穿上两条背带后，就像当年行军中解放军背上的背包。起初母亲怕我嫌弃，一个劲地哄我：咱们的书包盒比人家的要好，书本、簿子和其他的学习用品装在里面，不会被挤坏，这号“书包盒”能背、能挾、还能提，多好啊！她还做出各个示范。说着说着，母亲特意找来一张红纸，剪个红五星端端正正地贴在盒盖上，黄里透红非常鲜艳。要去读书了，我高兴都高兴不过来，根本就不在乎用什么样的书包。
上学的第一天，许多男同学大都是用挎肩式蓝色书包；女同学用的则是双带搭肩式花布书包。然而，和我同样用木制书包盒的同学也只有两三个。
那时候，每个人的书包里没有多余的书本。也就是语文、算术两册课本；语文练习本、算术练习本和毛笔描红本、图画本，再加上一支铅笔、一支毛笔。个个书包都很干瘪。我爱跑路，不管是在上学路上，还是放学途中，跑起路来，背上的书包盒总会发出节奏性很强的“哗啦啦！哗啦啦”的响声。这种特殊的、熟悉的声音一直“闹”到我小学三年级。有一天，在下午放学路上，一个调皮的同学悄悄地追到我身后，把我书包盒的盖子往上一抽，盒里的课本、练习本和铅笔好比竹筒倒黄豆，全都撒落一地。当场我就和那个同学打了起来。在打斗中，我把书包盒拿来作“盾牌”。结果不堪一击的“盾牌”被打得稀巴烂hellip;hellip;我平生的第一个“书包”就这么惨痛地宣告结束了。
回到家里，我委屈地哭了。因为这个“书包盒”不但能装书，而且又可以当作移动桌子，许多课外作业都是靠它在放学路上完成的。母亲看我手里捧着七零八落的烂木片，除了伤心就是无奈。因为家里穷得连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她从一个尘封七、八年的木头箱里，含着热泪抽出父亲生前穿过的一件蓝色旧长衫，一剪刀一剪刀地裁出一块布料，一言不发地端出“鞋盘”（旧时装剪刀、尺子、针线等藤制的盘子），孤单单地坐在天井边，一针一线地给这块布料锁边，然后又在“鞋盘”里抽出一条白色的带子，再找出一枚外圆内方的铜钱。她先把带子穿过铜钱，再把铜钱钉缝在带子上。最后将带子的另一头牢牢地钉在父亲的布料上。母亲终于开腔了：“把书本和簿子拿来，我包给你看hellip;hellip;”她又给我做了示范。尽管我不喜欢这种不伦不类的包袱式书包，却见母亲满脸忧伤的模样，我也只好默默地接受面前的现实，怎敢对她说“不”？这个包袱式的“书包”也就成了我平生的第二个书包。
当我升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家里似乎进了“财神爷”，几棵龙眼树破了天荒——树上全部挂满了一串串沉甸甸的果子。我发现母亲的眉锁已渐渐打开，脸上还不时泛出轻松的颜容。龙眼收成后，她第一时间带我去买布，还预约裁缝，准备给我做新衣服和新书包hellip;hellip;新学年的第一天，我穿着新衣新裤，挎上一个新崭崭的书包，蹦蹦跳跳上学去了。从此告别了那片穷酸味十足的包袱布。上下学路上，我再也不用藏着掖着刺眼的老布包，并且和顺路的同学一样无忧无虑地甩开膀子朝前走hellip;hellip;这个“走进新时代”的第三个书包一直用到我上中学hellip;hellip;
退休以后，经常和妻子回忆往事。每当谈到“书包”，妻子常常叹息：“咱们这代人生不逢时”。我说那也不尽然，就读书的压力而言，过去我们背在身上的书包，就像挎着冲锋枪冲锋陷阵的战士，跑起路来矫健如飞，而如今孩子们的书包犹如战场上报务员身后的发报机，跑起路来屁颠屁颠的。现在，中小学生的书包里除了教材课本之外，还有那么多“喧宾夺主”的《辅导大全》《一本全》《名师指点迷津》《名校试题》hellip;hellip;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跑赢在“起跑线”上，可怜的孩子们白天要背着笨重的书包去上学，晚上还要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去补课，甚至连星期六、星期天都不放过。好不容易盼到寒、暑假，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有寒无假”、“有暑无假”的绝望。想当年，我们学生年代的“眼镜生”只有极个别；而现在的非“眼镜生”则寥寥无几。我们那个年代背的书包总是那么轻飘，与如今的孩子们相比，也许他们是羡慕的，因为他们的书包变重了，快乐自然也就变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