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劲松

在供销社上班的日子里，经常会接到一些询问股票的电话，甚至还有人直接上门来打听。我就接待过这么一位来访者，手拿一张旧股票兴冲冲地闯进办公室，劈头就问如何兑现？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张早年发行的供销社股金票，票面上清楚写着入股金额贰万伍千元。我对来访者说，这是建国初期发行的股金票，当年的二万五千元，只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两块五毛钱，那人一听顿时傻了眼。
不管怎么样，这张老股票还是引起我的极大兴趣，从那又黄又皱的票面上，我捕捉到当年许多信息。其一，股票持有人不叫股东，而是称社员；其二，股票编号0006号，说明该社员入社排名全区第六，足见当年入股热情有多高；其三，股票背面盖满持有人私章，证明股东在不同时期多次分过红；其四，股票发行单位为阔口区供销社（即后来的城郊乡供销社），社员地址写的是张镇乡（即现在的张镇村），可见当年乡镇一级称为区，反把村委叫做乡。
一张泛黄老股票，记载了建国初期农民投股入社的事实，也让我们透过股票看到当年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村广泛建立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通称农村三大社。1950年5月2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合作训令》，号召全省组建供销合作社。莆仙两县政府为此做出决定，发动全县农民自愿参股入社，规定每人至少投一股，最多不得超过20股，可用现金，亦可缴纳实物折款，同时缴纳入社费l角。同年10月29日，仙游县第五区（即现在榜头镇）农民自愿投股175股，集资350万元（旧币）办起第一个农村供销合作社，到1957年底，两县入社社员发展到37万人，入股资金75万余元（新币）。
白手起家的供销社，经营场所严重不足，只能利用村里旧宫庙作为临时店铺和仓库，供销社因此被村民戏称为“宫庙社”。门市设施很简陋，白天搭块木板作柜台，到了晚上铺上草席就成床铺。除了门市营业外，供销社还组织“货郎担”上山下乡，翻山越岭把生活日用品送到偏远山村，受到村民的欢迎，这就是被后人誉为“破庙起家，扁担创业”的供销社精神。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供销社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不仅在镇上建了许多商店，还在乡下人口密集的大村庄盖起店房和仓库，负责周边连片自然村的商品供应，叫做综合服务站。而对那些偏远小村则设立代购代销店，简称“双代店”，双代员由当地贫下中农推荐担任，工资按代销额分成抽取。在那个年代里，能当上代销员，对村民来说，就是吃上公家饭，走在村里都很风光。双代店不仅代售商品，还收购农民交售的农副产品，如鸡、鸭蛋以及废旧物资。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双代店在商品大潮冲击下，渐渐退出农村市场。
儿时，我在乡下外婆家念书，那时候的供销社已经并入国营商业，供销社给我的印象就是站柜台卖商品。计划经济时期，商品供应紧张，大到自行车，小到一块肥皂，都要凭票购买。记得有一次，看着柜台上香喷喷的油饼，标价五分钱一个（需提交粮票一两），外婆有心给我买，就是拿不出粮票，只好望着油饼叹气。还有一次是镇上供销社为庆祝新建商场开业，竟然想出“骚”主意，把商品票证从楼顶往下抛，雪花般的票证纷纷扬扬散落，引得人们蜂拥哄抢。那个年代，一人站柜台，全家都沾光。1977年恢复高考，我毫不犹豫报考商科，图的就是商业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
话说回来，解放初期的供销合作化运动，并非当年农民首创。早在1929年秋，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上杭县才溪区第十八乡就创办起了苏区首个消费合作社，发展社员80余户，都是自愿入社的贫苦农民，入社时交5角作股金，发给《社员证》，筹到股金后，合作社千方百计从白区购进食盐、布匹等军需民用物资。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一文中，充分肯定才溪消费合作社的做法，合作社因此被苏维埃政府评为苏区模范。二十年后的建国初期，我省农村供销合作社正是按照苏区模式发展起来的。此后，供销社在“民办”与“官办”体制问题上，历经与国营商业“三合三分”，直到1983年供销社实行体制改革，才逐渐恢复民办性质，走上“服务三农”的健康路子。
一张小小的股票，不仅记载着当年农民投股入社史实，还见证了供销社六十载风雨历程，因而具有珍贵的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对于那位来访者，我给他的答复很明确，股票已成文物，其收藏价值远远超过股票面值，面对祖辈留下的宝物，珍藏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