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梅森

山下的田野曾是各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所。二姐十六岁时，下田去挣工分。她与伙伴穿着“的确良”花衬衫，挑着两畚箕的绿苗到水田边去抛秧。田埂上人来人往，到处都是笑声。我还小，不知道他们是否出工不出力，但我见过争强好胜的年轻队员在比赛割稻。大人从我家猪圈挑出一担担粪土时，我就用粉笔在墙壁上画着“正”字计数。
不久分田到户，村中央大片平野（连同村舍都叫洋面）也分割成了许多几何图形的小块。田野上到处是男女老幼，看着各户的男主角吆喝着黄牛犁田是一种享受，犁铧在灌满水的田中犁过一遍，再耙上一遍，土田就成了一面水池。这时就轮到我们小孩下田，捕捉乱跳的小田猴了。洗净田猴，以瓦作锅，放在火堆上烧烤。谈及当年趣事，人人记得田味香鲜。因为戽水灌田，大池塘也底朝天了，我们又下塘捞起小螃蟹，直接扔进火堆烧熟，气味未吃先闻，比酒席上的香！夜里邻居提着手电筒照水鸡，煮后每户分一碗，是记忆中最甜的肉味了。今天的柳园被称为莆田市的野味村，是否夹有当年田味的因素？
插秧的时节到了，村里唯一的抽水机从渠井里抽出白花花的“水龙”，一路过沟转弯，冲进田野，在田角漫开，漫开。不久，洋面的田野，真得变成汪洋一片的洋面了。镜一般的白水田，弓着腰的男子汉，绿茵茵的小秧苗，刺绣一般的动作，在柳园种水稻，本是旧社会不能想象的，此情此景，难怪农民也能吟上几首“红旗歌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学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想到的就是村中的田野。父亲正是农民中特别会布田（插秧）的一位，村里老人至今记得，父亲个矮，蹲着插秧，眼视前方，身往后退，既快速又齐整。父亲每插几行，就顺手把身后秧桶一推，小桶船儿一般地驶开了。时光老人把岁月一推，数十年过去了，如今，乃至未来，柳园村还会有插秧的场面吗？
田野上顶好玩的庄稼要数大麦。摘一麦穗偷挂在同学的裤管上，同学走动时，浑身麦芒的穗子就自动在裤内上爬，直到被捉弄者皮肤燥痒发觉为止。用削铅笔的小刀切一节麦管，在小孩的嘴上能吹出简单的乐声。乡土诗人郭风那首传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散文诗《叶笛·麦笛》，同样吹响在我们的田野上。直到上了镇上的初中，学校每学期还会放一周的农忙假。握着锄头在收获完毕的番薯田里翻跟斗，不怕摔痛屁股。但挑着一担担超过自己体重的番薯，扁担压得“吱吱”响，路越走越远，我们并不感到“劳动最光荣”。肩上是难以承受之重，身心是彻骨的疲累。假毕回校，大家都有一阵子更认真读书，在校的感觉，可比农忙轻松多啦。
那时，粮食总不够吃，父亲似乎节俭得过度。他或许是在渡荒时（三年困难时期）饿怕了，总不让我们往锅里多放米。锅内多为番薯，米只是锅底一薄层，此即一家六口的饭。今天城里人时兴买几个番薯，吃点粗粮来改变过于精细的食物结构。当年我喝着稀饭，看着碗中倒映的天窗，多想再舀一瓢米饭。有时我能听见肚里咕嘟流动的水声，拍着自己的小肚，如拍皮鼓，想不通，喝稀饭的肚子为什么也会这么滚圆？父亲告诫我，“七分饱，八分大，吃太饱，长不大”，兴许，我的肚子就是撑大的。每年水稻割毕，我不放过附近的每一块稻田，总是会去捡起每一条遗落下的稻穗。母亲把我们积累的稻穗，变成一顿诱人的捞饭。热饭中夹上鸡蛋，真是绝顶的美食！麦收一过，用加工好的新鲜面粉碾出的面条，颜色不像今天的这么白，但煮出的面条，不知为什么就是好吃，每人三、四碗，全体超额完成“任务”！
洋面数百亩的水田，光靠山脚几个池塘引水是不够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莆田县在三紫山北面的常太公社建设东圳水库，父亲被抽调过去，带回来的除了辛苦的回忆，还有用莆田话读起来很押韵的“东圳水库第一大，同心协力齐流汗”的口号。作为对参与村的回报，社员们又在本村大挖水渠，一村连着一村，准备迎接五、六十里外的东圳库水。但在老人的记忆中，库水送来两回后就再无下文。这次在村中央开挖的渠道深达五、六米，每隔百米设一井口。村民们挖出了几种颜色的土层，在渠底竟然挖出了船板。百思不得其解的村民，只能推测，千万年前，这里可能就是水泽，就能航船。本来洋面有大片的沼泽地，终年泥泞，经挖渠，倒改造成水旱两用的良田了。
洋面挖渠的另一成果，是用挖出的泥土筑就一条贯穿村庄的“车路”。这是村里第一条供机动车行驶的公路，行人在上面南来北往，村里的大事常在此演出，因而村民也常在第一时间目击。“车路”宽仅容一辆拖拉机行驶，只在稍宽处供两车避让。我家在村西南角，小学在东北角，我和伙伴背着书包，穿过整个柳园村去上学，其中有一段路程就在“车路”上。放学回家，有时瞅见拖拉机在前面不远处“突突”跑动，二话不说，跑步前进，追上拖拉机，双手拉在车箱后盖上，两脚踩在车箱底架上，晃晃荡荡，挂一路，搭一程，记一辈子。有时在家门前看到绿色吉普车停在“车路”上，这可是稀罕事。刚学点普通话的孩子，小手卷成“竹螺”，放大嗓门，隔着百米田野，齐声对着吉普车高喊：“解放军叔叔好——吃饭配菜头！”前一句用普通话，后一句却是用便于押韵的本地话。解放军好像听到我们的喊叫，把头转向我们，吓得我们身子缩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