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元沧

今天我要写写校对，因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为他人做嫁衣”的人。校对们的头脑要记住大事和小事，关心历史和现状，明辨对错和真伪，区分常规和特殊；他们的双手要接触原稿，有时还要查阅资料，检索辞书；他们的目光从原稿、小样、大样，一直“跟踪”到一期新的报纸“分娩”。只有平安无事，才放心释怀，犹如不争春的梅花笑在丛中。校对，尽心尽职的校对，“默默”是他们的作风，“无闻”是他们的工作。这四个字没了距离，就撞出了蕴涵崇高的火花。
我也做过校对，不是专职的，那是在《青年报》工作的早期，距今已有十七八年了。我们编务组只有三、四个人，既要设计版面，又要负责校对，还要读大样，最后到《文汇报》去付印，忙得不亦乐乎。当时还是手工拣字，铅字往往按词组排列在字架上，难免有拣错的时候。有一次大清样已经交给印刷厂了，才发现把“阳关大道”错成了“阴关大道”，弄得啼笑皆非，还好及时作了纠正。作为一张报纸，对读者和自身的声誉负责，就得保证“产品质量”。说在这个意义上，校对无小事。
校对工作让我获益匪浅。不说虚的，说点实的。记得有位作者在文章中用了“心怡神旷”一词，我不假思索改为“心旷神怡”，后来作者（一位大学教师）来电捍卫尊严，声明他并没有写错，他喜欢这样用，并告诉我，还可以写为“心旷神愉”。中国的语言文字真是丰富多彩啊！从此我不再自以为是，好为人师。不管是自己作文，还是编发他人文稿，都不敢漫不经心、“轻举妄动”。诸多事情教育了我，学无止境，要做到不但知其一，还要知其二其三，难矣。从大学里出来，并不是什么都懂都会了，还必须在实践中锻打，虚心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我非常感谢当年的老编辑杨times;同志，是他言传身教，手把手地带着我前行。
我始终记住校对们的功劳。他们字斟句酌，认真地为我经手的文章纠正不同类型的差错，有的属于笔误，有的是电脑里敲出了同音字，个别的则是我的“盲区”。我不敢说自己如何敬业，但自尊自爱之心还是有的，总想把工作做好，不闹笑话，不损报纸。然而，有时候看得眼睛都快“磨出老茧”来，结果还有“漏网之鱼”。特别是词组当中一些几近“克隆”替身的字，压根儿就想不到它会错，一疏而忽之。最近编发的稿件中，“贪官污吏”错为“贫官污吏”，整篇文章我读过几遍，就是视而不觉，最后还是校对看出来的。他们替我清除“隐患”，却把理解和宽慰给了我，说我编的版面“干净”，真是有愧。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很感谢他们。
还有要感谢的，那就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热情地伸出援手。有时我遇事需外出数日，或春节回乡探亲，提早做版面，请他们提前校清小样和大样，他们从来没有二话，总是干净利落把事情做好，让我无牵无挂地走。有一年老父病重，就是靠了他们的加点帮忙，我才得以赶回家乡尽孝。父亲心里自然高兴，乡亲们也说我孝顺，没有人会知道，在我的背后，是我的同事们支持我，成全我。在我献给父亲的温暖中，有着他们的一分爱心啊！
据我所知，所有报社似乎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东西，一般情况下不在自己的报纸上宣扬本报的人。多少记者、编辑，一辈子写过多少人和事，发了多少人的文章，登了多少人的照片，而自己的照片却从来没有上过报纸，以致读者始终弄不清是先生还是小姐。至于在新闻单位而不在采编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更是只能当个“护花使者”，他们付出的辛劳，局外人也无从知晓。概观之，一张报纸是一个“千人糕”，是报社全体成员共同“制作”的，与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也分不开。谁有“三头六臂”？靠几个人是决然办不好的，尤其是大报。
校对是群众做的事，校阅是领导做的事。但校对是校阅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报纸差错多且不去说它，责任心强的领导非积劳成疾不可。校对永远是默默无闻的，始终在做无名英雄。将心比心，我经常“校对”自己，有无对他们失礼之处。其实，人都是“大写”的，分工不同罢了。如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敬他们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