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人们要凭票购买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可是一件贵重物品，那时候能买上一块上海牌手表太不容易了，光有钱没门路也买不到。我的堂叔在县商业局工作，他能搞到买手表的内部供应卷。我记得当兵回来后，我曾找他要了一张手表供应卷，用退伍金购买上一块上海牌手表，戴在手腕上，心花怒放。老街是当时涵江老镇一条很繁华的商业街，除了销售各种物品的店铺外，修钟表、做竹器、割玻璃、糊灯笼、剃头、打铁、染布、补伞、成衣等民生各行当样样齐全，老镇的民众和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老街上购置各种生产生活用品，或修理各种生活生产用品。那些年，老街上不仅有公私合营的钟表店，有私人开的钟表店铺，也有租放在他人店面前的修理钟表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同班一位同学名叫亚加，中学毕业，就在老街上开了修钟表铺，糊满报纸的墙壁上几只古老的挂钟滴答滴答响着，长方形的玻璃柜里装着许多钟表模型和配件，一个标准而又古老的钟表修理柜摆设在门口。柜面上摆放锤子、刷子、夹子、起子、开表匙、虎头钳、扁嘴钳、放大镜等工具。亚加他右眼套着个放大镜，正在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修表。
亚加的父母亲是老镇公私合营钟表店的钟表匠，俩人都是老镇远近有名的修理钟表的高手，他小时候经常站在一边看着父母一招一式修钟表，开启表盖，清洗齿轮，给轮轴上油，调整游丝hellip;hellip;看得多了，他也忍不住自己动手试试，渐渐喜欢上了修理钟表这个行当。之后，他的父亲一有空就教他修钟表。
亚加谈起钟表，表情立刻生动起来，“我动手修理的第一只钟，是钻石牌闹钟，我在父亲的帮助下将这只走时偏差的闹钟修理好时，那种兴奋劲现在还记忆犹新。”中学毕业后，大多应届毕业生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去了。亚加是独生子，属照顾对象，便在老街自家仅有九平方米的店面开了钟表店，也算是当时的自谋职业吧。
那时候我去“界外底”上山下乡，偶尔回家，总是上亚加钟表店和他聊天。他说：“我修表时，不跟任何人说话，修钟表就跟医院里的医生动手术一样，得非常小心，一块小小的手表里面容纳了500多个配件，有的比芝麻还细，若打一个喷嚏就可以让它们瞬间消失，粗心的人干不了这种细活。”
在外人看来，修表的确是个技术的活儿，只有钟表匠才知道这活儿有趣，奥妙无穷。要知道那500多个配件配合得多精妙，只要一个配件上的一个小齿出了问题，表就走不准。亚加除了经常向父亲学习维修技术外，还钻研各类书籍，摸索修理不同钟表的技巧。没过几年，各种品牌的手表已经难不倒他了，从上世纪改革之初父辈结婚必备的“上海牌手表”、“钟山牌手表”，到如今的卡地亚、劳力士等高档进口手表，亚加总是手到擒来地修好，他的生意也日渐红火。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能戴上手表的人，大多数是国家干部，或是做生意的有钱人。那个时候，办婚事都要讲究“三转一响”，其中的“一转”就是手表。年轻人要是手腕上戴着一块表，就会将衣袖子卷得高高的，手臂露出手表，格外引人注目，不知让多少人羡慕。
改革开放后，来修手表的突然多了，都是清一色的进口双狮表。到1985年之后，国产的各种品牌手表开始活跃市场，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手表了，所以，那时的修钟表生意特别好。后来，随着BB机的出现，钟表不如以前流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手机的出现，则加快了钟表维修业的大踏步衰退。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喜欢戴高档进口机械表，作为一种装饰，或富贵、地位的象征。一次，有人拿着一块瑞士进口的“工字车”牌机械表找到他。这块旧表已有100多年历史，两个齿轮都坏掉了，他为旧表补上自制的齿轮，用小钩钉焊接断裂的车芯，又清洗机芯、整理里面的零件，终于使这老古董起死回生。
在这个可以当古董的钟表修理柜前，亚加一坐就是三十多年，见证了老街的人事变迁、盛衰起落。亚加还跟我说，每天，他最大的乐趣就是，一早坐在钟表柜前，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听故事、听音乐，等候前来修钟表的顾客。钟表修理生意最好时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子钟表流行以后，生意慢慢就淡了，后来税务、工商部门的人见他生意难做，还按政策给他免了税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老镇街道办事处选拔，他当上街道主任，便关上钟表店。偶尔，老街坊老熟人家钟表坏了，拿过来请他修理，他都会抽空帮着修理好，也不收钱。
亚加大半辈子都在修复着时间的年轮，可终究，还是无法调拨它的轨迹，只能无奈地亲历着老街从繁华走向衰败，自己热爱的事业从辉煌跌入落寞。
时光流逝，那些镶嵌着时代印记的老店铺和老手艺正在一点点离我们远去，但人们却难以忘了那永不停歇的“滴答”声对这条老街和老街里所有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