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怀中

回到母校厦大，分配在鼓浪屿厦大教工宿舍居住，这座洋式楼房，靠近菽庄花园，和童年所住的那座楼房邻近。厦大华侨函授部在海滨一座楼房办公，专业除了中文，还有数学、物理等系，行政工作由数学系方德植主任兼任，后由中文的陈汝惠先生负责。他与我同住鼓浪屿宿舍。
由于上下班来回不便，要求在市区分配宿舍，就住在大同路的宿舍，后才进厦大笃行楼上。回校不久,“三面红旗”高高飘扬。中文系到三明工地上课、劳动，因“炮战”，我被留下搞宣传，编《新厦大》校刊，冒着炮火到“前线”采访，报道在曾厝垵务农老师的事迹，粮产量翻了几番。还和两位编者一起创作电影剧本《战斗中的厦门大学》，正好八一制片厂拍摄组来校，就拍成纪录片，作为宣传教育片，发动全校师生观看，尤其是作为新生入学的教材，大家必看。
过了一段，我被放行回到中文系，到三明劳动、教学，和全系师生一起住竹棚、挖土方，工地上播放上海的乐曲，原来多为上海的工人来支援建设工业新城。记得夜里是翻过土方，到城里看一场电影，三明新城的建筑中，留下中文系师生的足迹与汗水。
王亚南校长到三明视察中文系，不久搬回厦门，先在集美过渡一段，再回校本部。1959年入学的三个班学生，就在集美上课。庆祝10周年国庆，会聚中，显露出困难时期即将来临的迹象。
那时，我当了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兼教师支部书记，教学和社会工作双肩挑。这期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校视察，在座谈会上提出“三名三高”，其中有培养名教授、高工资的内容，各系都在贯彻，正好省委宣传部一位女干部下放到系里，我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即是“三名三高”带来的机遇。减轻社会工作，时间保证，我便脱掉总支副书记职务，给我充裕的时间进修。当时这种方案是保密的，不对外宣布。在一两年内，我补读了许多书籍。
虽然减轻负担，但我仍然写论文，在厦门日报副刊《海燕》上发表杂文随笔，几乎开了专栏，带动了一批学生，他们后来都被分配到福建日报，成为骨干。省里召开全省先进教师大会，我是参加对象。忘不了学校给我这份荣誉。
困难时期还在延续，知识分子也在困境中度过，只有讲师以上可享受一个月一斤平价花生油，我也有此待遇。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在食堂吃饭，有的老师是一两一两地买饭，食堂人员说：“你们是斤斤计较。”回答说：“何止斤斤计较，是两两计较呀!”我倒好，鼓浪屿海军休养所，有一名额给校里的老师，我被照顾去休养一个月，能吃得饱，吃得好，这在当时能有温饱的日子可谓难得。此外，还有机会得到照顾，学校的工会，也举办会员休养所，名额较多，我又能摊上，生活有所改善。
由于工资改革时，我正在党校学习，失去了调整工资的好机会，一直是低薪，那时上有老，下有少，困难是难免的。幸好学校人事部门，定期给我补助，还有微薄的稿费收入，也可帮助渡过难关。
这段厦大的生活，坚持教学，尤其是自学、“补课”，打好了学术研究的基础，其时我负责一个课题，和一位助教共同完成。毛泽东同志诗词正广为流传，“hellip;hellip;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hellip;hellip;”当时这些诗词在全国各地以及校园传诵。我还开了《毛主席诗词》、《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等课。撰写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这都是时代的产物。在这时候，“困难时期”即将过去，这得助于“三自一包”政策的助力，这段历史后人自有详说。
在这段期间，学校在西村建成一座“讲师楼”。那时教授极少，讲师能住进这新楼，一共3楼，我在二层楼得到一套住房，不但讲师，而且还有教授也居住过来，住宿算是稳定了，一直住到1983年离开，在这里开始著书立说，邻里关系很好。回想在厦大的这段历史，从个人来说，很值得回味，也算是一段不能重复的经历。
2016.3.17于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