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

“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给大家拜个年”，一句“过年好”，让人心里一下子升起旺火，暖融融的；一句“恭喜发财”，老百姓高兴得好像真的发了财。斗转星移，不知是不是年纪一年年大了，总感到现在人们过年，越来越像一杯不断加水冲泡的茶，味道一年淡如一年。一个短信，一个电话，省去了拜年的辗转，也免去了欢聚一堂的喜庆。过年时，不知怎的，对热热闹闹、你来我往的拜年，忽然有些丝丝缕缕的想念。的确，年是给小孩子过的，对于已经长大的你我，过年更多的只是一种形式，而非盛大的节日。
20世纪90年代，并未普及的电话和尚在襁褓中的手机，使人们尚沿袭着拜年的风俗。对年幼的我来说，实在没有比这四处“拜拜”更好的差事——但凡走进一家门，水果、瓜子、糖块便绕着你摆开一圈，任你品尝；再说上几句吉利话，便有大人满脸含笑地把一张、两张崭新的10元钞票递到你手里。最喜欢过年的是小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小孩子不盼望着天天有年过，直到他们长大了，才会发现原来大红的年就像穿着红衣的圣诞老人，只是一个美丽晶莹的童话。
拜年往往以吉利话开场，以压岁钱告终。与现在不尽相同，小时候的我嘴巴甜得很，因为拜年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创收”问题，因此更要在遣词造句上狠下一番功夫。那时还没有现在“春色满园”的拜年短信，我的“新春贺词”，除了起初一两年父亲帮忙构思之外，剩下的都由自己“原创”。记得有一年春节时，恰逢舅舅大喜之日，刚刚过门的舅母给我发了一个厚厚的红包，里边装着360元。第一次收到这么多压岁钱的我喜出望外，对着摄像机镜头把红包上上下下展示了一番，并旁白道：“红包是红的，象征着舅舅和舅母火红的爱情。”我的即兴表演，惹得舅母忍俊不禁。三姨父见此情形，也开心得不得了，居然又找了个红包装上10元钱塞给我。要知道，我姥姥家“内定”的规矩是：除了舅舅给外甥的压岁钱之外，几个姨姨们之间一般是不交换压岁钱的。因此，那次出自三姨父之手的压岁钱，也就成了我记忆之中的“独一份”。
可惜的是，压岁钱虽美，但我却只是“过路财神”，只有点钱的份，却几乎没有花钱的资格。拜年的繁华褪尽之后，所有的压岁钱就都从我的衣袋飞入了父母亲的腰包。比较严格的家教，使起初时我并没有可以花销的压岁钱，后来渐渐大了些，“教条”也就放宽了许多。1997年，我暂时住进了奶奶家里。那年我得了不少计划外的压岁钱，后来这些压岁钱大都或“合法”或变相地成了我的零花钱，我记得自己曾用这些钱买了一把长枪和一把手枪，当然都是玩具。在那个料峭的春天，奶奶家的院子完完全全变成了那个爱枪的小男孩施展射术的射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