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仙游是块神奇的人才宝地。
有人说，大蜚山、木兰溪相融相济，孕育出一桩桩神奇之迹、一代代风云人物。
其中，旅居新加坡的仙游籍乡亲周颖南先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奇人。
1929年，周颖南出生在仙游书香门第，先祖曾高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周家有清代御赐匾“奉天皓命”一块，“文革”时被当做“四旧”烧毁。其父受过高等教育，曾旅居印尼数年，1982年又毅然归国，利用“杨氏宗祠”创办振文学校，之后，终身执教，乐善好施，被誉为“仙游的陶行知”。周颖南就在这浓厚的书香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美妙的时光。后来仙游师范毕业后，在仙游城西小学执教，并任训导主任。周颖南从小酷爱文学，尤其喜欢巴金的作品，执教期间，他就写了小说、诗歌、童话见诸报刊。为此，留下了深深的文学情结。
1950年，二十岁的周颖南，由于有亲属在南洋，由于某种追求和理想，他阔别故乡，南渡印尼，从此浪迹天涯，打拼于南洋，决心从一无所有开始创业，他认为这样才像个男子汉。于是，白天，他做会计和生产管理工作。晚上，努力学习印尼语文和工商经营知识。天道酬勤，他后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时，与朋友合办贸易公司、银行。由于成功的经营，使周颖南在雅加达商业和金融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正是在此时，周颖南却功成身退，移情别恋。
这是为什么呢？同行感到不可理解。这正是周颖南的奇特之处。因为，经商并非他的终极目标，经商是生活手段。他的血管里澎湃着中华文化的涛声，他要用主要精力钻研、创作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使之走向世界。
1970年，周颖南举家迁居新加坡，在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中，周颖南的理想和抱负得以全面施展。他被誉为“文坛健将、企业闻人”，他“一手算盘、一手笔墨”，以商养文，取得双赢。一方面，他是新加坡餐饮业的老大，主宰，是新酒楼餐馆业公会会长、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副会长，他经营的同乐饮食业集团下属八个单位，均是五星、四星级的大酒家，超级设备、现代管理、菜肴精美、服务一流。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酒家墙壁上嵌挂的书画作品，都是刘海粟、陆俨少、丰子恺、朱屺瞻、唐云、李耕等大师的真迹名画，琳琅满目，有的一个酒家就挂了四五十幅，就是餐餐厅，宛如美术宫殿，这种独特的高雅意境，在顾客心中，必将产生微妙作用。他的餐馆迎合顾客口味，服务周到，安全卫生，不以赢利为目的，乐于奉献，因此，周颖南的餐饮业声望极高。而且，他不断地在新加坡搞《红楼宴》、《中国宫廷宴》、《满汉全席》等烹调表演。中国著名的《孔府喜宴》、《福寿宴》、《谭家菜》、《迎宾宴》、《世纪之宴》、《江南宴》等，周颖南都不遗余力，到中国邀请名厨组团访问新加坡，每将都引起不小的轰动，经过媒体大张旗鼓宣传，不但弘扬了中华饮食文化，而且增进了中新两国业界和人民的友谊。
而另一方面，周颖南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在印尼雅加达时，梁披云任主编的《火炬报》是一家进步的华文大报，周颖南的人品和文学才能受到梁先生的赏识，被聘为《火炬报》的特约记者，负责采访文艺和政论两大主题。期间，周颖南采写过亚非会议，采写过周总理，他的报道旗帜鲜明地站在新中国一边，歌颂周总理，呼吁和平与正义，反对侵略战争，他很快成了名记者。同时，他写了大量文学评论、画论、政论、通讯和散文等，进入文学创作的兴盛期。这一段记者生涯，他的报道政论等为促进社会进步，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宣传新中国的正面形象，为增进中印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移居新加坡后，他以散文写作为主，并广交文友，收藏名家书画，进行学术研究，他在文化方面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是十倍于企业的。也因此硕果累累，独树一帜。
在文坛上，周颖南与巴金、冰心、叶圣陶、俞平伯、肖乾、艾青、丁玲、肖军、秦牧、杜宣、孟伟哉、艾芜、沙汀等都是多年的密友；在书画学术领域，又与赵朴初、夏承焘、张伯驹、饶宗颐、潘受、蒋抱一、丰子恺、刘海粟、苏渊雷、梁披云、吴作人、李可染等过从甚密。
为什么说是“密友”和“过从甚密”呢？由巴金倡议，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整理、编辑出版的《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中，共收入自1978年至1985年间的书信二百五十五件，其中一百件是叶圣陶写的。在《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一书中，共收信件三百零二件，其中俞平伯为一百五十三件，时间自1978年至1989年。这两本书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增添了一笔精神财富，为中新两国的文化交流谱写了新篇章。周颖南的代表作《颖南选集》是由巴金题写书名的。“文革”时，海粟大师被打入冷宫。此时，周颖南却自己出钱，编辑出版了《海粟大师山水小景》画集，用以分赠亲友。其胆识过人，令人肃然起敬。1977年6月，周颖南又编辑出版了《海粟老人近作》，引起海内外的重视。这一份沉甸甸的友情，遂使海粟大师与周颖南成为忘年之交，海粟常将佳作墨宝赠与周颖南，并且通讯不绝，堪称中、新艺坛佳话。周颖南与众多密友的佳话不胜枚举。为此《东南亚年鉴》称赞周颖南“难能可贵”。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在为周颖南的《南国声华》作序时，情不自禁地赞曰：“在我眼中，周先生是一个奇人，可以入lsquo;奇人传rsquo;的。”
奇在实业家兼作家兼书画收藏家、鉴赏家。在周先生的工作室“映华楼”里，除藏有叶圣陶、俞平伯的信札外，还存有海粟的“谈艺录”一百多件，收藏了中国百多位名书画家的代表作真迹，均为精品，这些墨宝，有人说：“都不是以金钱可以买得来的”。有人说：“价值几十亿”。还有人说，周先生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源于周颖南对祖国、故土和中华文化执着的爱，以及对人、对生活真诚的爱。凡是到新加坡访问、考察的海内外华人作家、艺术家等，均会受到周颖南的热情款待，使你有宾至如归之感，因此，他在新加坡开设的酒家，成为“中国驿站”，成为中新两国人民友好桥梁和纽带，造访了新加坡的作家有口皆碑。周先生说：“都是炎黄子孙，我尽地主之谊是应当的。凡是我知道他们来，总要挤出时间看看他们，顺便款待一下。这没什么，我也是来自中国的人嘛”。善哉，斯言，无所求而为之，难能可贵也。
笔者与周先生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1989年夏天，应新加坡莆仙同乡会邀请访问狮城；第二次是应邀参加世界华人儒商大会时，在马来西亚见到周先生，当时我是以作家兼记者的身份与会的。周先生惠赠我一本《南国萍踪——周颖南传记》，并为我题字留念。这本书有点奇特，作者是满汉全席的厨师，责编是春风出版社的总编辑，作序是辽宁省作协主席。写书的不是莆仙人，不是专业作家，但内容翔实，可读性很强，周先生的奇人形象跃然纸上。我有点不安的是，我退休之后才仔细阅读《南国萍踪》，掩卷之余，有点遗憾，我似乎应该多做点什么，应该多接触周先生，利用乡讯和海外版多宣传周先生，同时也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新乃至海内外华人文化交流。
撰写此文，有一种偿还“文债”的感激。（许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