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陈禅心，一生与诗相伴。少时读诗，长大写诗，晚年读诗、写诗、谈诗。他与诗为友，视诗如命，抗日战争时期诗作井喷，身处逆境坚持写诗，耄耋之年仍乐写诗。
陈禅心（1912—2004），莆田人。郭沫若称赞他为“爱国诗人而兼集句圣手”，董必武、柳亚子、于右任等称他为“抗日空军诗人”。他毕生热衷诗词创作，有大量的诗词、文章和书信问世，真实反映了抗日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其抗日爱国事迹和文艺创作成果被《世界文化名人录》《中国当代著作家词典》《中国当代诗词家词典》《华夏优秀人物博览》等64部大型辞书收录。他的传奇人生和使命担当精神，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诗歌作品，成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植根国运土壤的诗歌创作生涯
纵观陈禅心诗歌作品，可以看出，其创作生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土壤之中，其作品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陈禅心，原名陈春霖，8岁时入私塾读书。私塾先生韩鸿初是个前清秀才，颇有学问，见陈春霖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就另给他“开小灶”，学集唐人诗句作诗，这成为他诗词创作的启蒙。家乡莆田的秀丽山水、重教兴学的浓郁氛围陶冶了他的诗歌创作情趣，广泛阅读唐诗宋词为他打下良好的诗歌创作基础。1926年，他考进哲理中学读初中，受到共产党员教师、中共莆田第一个地方组织创建人陈国柱先进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期间擅长诗歌写作的陈国柱还给予了他诗歌写作方面的指导，两人从此结为莫逆之交。陈国柱常年奔波全国各地闹革命，生活极不稳定，就把自己的诗集手稿《沧州吟》托付陈禅心密藏。1964年9月，时任国务院参事的陈国柱从北京回莆省亲，特地来到陈禅心位于城关东大路42号的家中，取回了妥善保管、完好无损的诗稿。1930年哲理中学初中毕业后，他考进福州农林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武装入侵我国东北三省，他义愤填膺，率先发起以声讨日寇罪行的“秋思”征诗爱国行动，得到热烈响应。他的参赛作品获得第一名，莆籍诗坛前辈、清代进士张琴看了他的诗作赞许有加，这给了他不小的激励。
陈禅心的青年时期，值逢日本侵略者步步加紧对华入侵。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民族前途的忧虑，24岁那年（1936年9月）他辞别父母，辞别刚刚结婚4个月的爱妻，辞去小学教师职事，毅然奔赴抗日前线。他加入了中国新兴的空军，并被编入驱逐机第四大队，任文职司书，随部队转战杭州、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驱逐机第四大队是一支屡建赫赫抗日战功的空军部队，曾于1937年8月14日杭州首次空战中，创下6比0的战果，首开对日空战全胜的记录。指挥这场空战的，是被誉为“空军战神”的著名抗日英雄、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英雄率队鏖战长空，屡立抗日战功，却于1937年11月21日不幸壮烈牺牲。陈禅心置身这样的战斗集体中，抗日热情得到持续激发与释放，一心一意投身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连续7年，他没有一次回家乡莆田探亲。尽管他非常牵挂家人，但他把抗日救国的事当做人生头等大事来做，在抗日烽火中坚持了7年。
战事之余，陈禅心最大的兴趣就是写作抗日诗歌，把写诗当做一种锐利的武器。他的诗作内容，与民族、人民的生死存亡同步，痛斥日寇，鼓舞士气，赞颂英雄，宣传正义。在保卫武汉的10个月里，既有紧张的军事行动，又有活跃的文化生活。武汉的抗日文化氛围让这位空军文学青年的诗歌创作如鱼得水，他惬意漫游其中。1938年5月20日，他参加中国抗日空军军歌审定会议，得到冼星海、孙师毅、盛家伦等名家指教。同年6月，他参与欢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活动。同年7月7日，他参加“中国军民抗战周年献金素食抗日活动”，慷慨捐出历年积蓄的全部军俸。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光荣负伤，但他坚持战斗不下火线。他热切地写下了许多反映这个时期武汉以及全国社会政治动态的诗篇，他极力拥护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其态度鲜明地写进诗歌中。
在重庆，他以诗会友，以出色的诗作引人注目，从而有机会结识郭沫若、柳亚子、于右任、谢冰莹等文化名人，并得到郭沫若、柳亚子等名家诗词创作的指教。郭沫若、柳亚子曾先后为他的诗集《抗倭集》写序。郭沫若序赞其集句诗作“工整熨贴，一如己出，绝无矫揉牵率之痕迹，令人读之，可观可兴，可群可怨。如陈君者，盖可谓爱国诗人而兼集句圣手者矣”。柳亚子题序也以“见虎一文，骇怖叹服”“循诵佳篇，心志开朗”等语称赞《抗倭集》。
1939年9月，陈禅心奉调来到四川南充空军航站任职。在这里，他经历了一次思想认识的深度转变。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他从郭沫若等人那里了解到事件的真相，忿忿不平。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发表在《新华日报》的警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像暴风疾雨，猛烈敲击他的心灵。1941年12月22日，他毅然以基层军官的身份挺身而出，表达公道，坚定声援航站士兵反抗扣饷的正当行动，因此得罪了上司，受到严厉的训斥，面临严重的处罚。他看透这支队伍的腐败，愤然弃官离开军队。自此，他郁郁寡欢，大病一场。在朋友家中养病的两个多月里，他集李贺“男儿屈穷心不穷”等诗句以言志。1942年2月25日，他回到重庆，任职于重庆孔子文化研究会，从事孔子文化研究工作，与郭沫若等进步文化人有更多的交往。1942年4月3日，郭沫若创作的爱国历史话剧《屈原》在重庆隆重演出，引起轰动，产生巨大且积极的社会影响。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刊载郭沫若与观众对《屈原》演出的唱和诗词达60多首，陈禅心受到极大的鼓舞，用真实姓名“陈禅心”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4首与黄炎培、郭沫若、沈钧儒、董必武诸公唱和《屈原》演出的诗，以伸张民族正义，反对卖国投降。“灵均词赋已千秋，此日应须写国仇。欲为两间撑正气，唇枪舌剑论薰莸”，这首发表于4月15日《新华日报》上的诗，正气凛然，笔锋犀利，用词典雅精致，平仄韵脚规范，堪称绝句佳作。他还发动其他7位进步诗人作诗16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的环境磨炼下，在得天独厚的名家云集的氛围影响下，陈禅心从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出色的“抗日空军诗人”，他的文艺才华成为全民族抗战枪林弹雨中锐利的“枪”和“弹”，让他有毅力在随后长期坎坷的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道路上顽强地跋涉。
有两个原因促使陈禅心离开重庆回到家乡莆田。与进步人士的频繁接触，在公开场合的正义言论与行动，使他置身于危险境地之中。许多朋友为他担心，其中一个就是于右任。正直爱才的国民党高官于右任，深知陈禅心其时凶险所在，暗示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正当陈禅心在留去之间犹豫不决时，一封家书告诉他一件天大的事情，让他痛下决心回家。原来，早在一年前（即1941年12月22日，农历辛巳年十一月初五）冬至节，重病卧床的父亲陈嘉度，在思念、忧愁、焦虑中，溘然去世。家里怕他分心影响抗日大事，竟瞒他整整一年。悲痛至极的陈禅心屈指算来，父亲病逝的这一天，正好是他声援南充航站士兵反抗克扣军饷行动的日子。每当想起没能为父亲守孝，他就非常内疚，也只能用“忠孝不能两全”安慰自己了。
1943年1月，陈禅心带着心爱的唐诗和自己的诗稿，回到阔别7年的家乡莆田，重逢四邻，遍见亲人，唯独无法见到日夜牵挂的父亲，喜悲交织，嘘唏不已。回家后，他联手兄妹和妻子，共同经营父亲遗留下来的陈协兴茶庄。1948年，陈禅心又到涵江神州医学社学医，凭着自己的悟性、兴趣和勤奋，逐渐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中医，但仍然保留茶庄经营权。1954年，陈协兴茶庄接受人民政府公私合营改造，陈禅心和兄妹妻子均参加莆田县工商联合会。转业地方的这些年，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陈禅心写诗激情不减，他以更加成熟的创作技巧记录历史。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诗人喜涌笔端，集唐人诗句以高歌：“尽是干戈旧苦辛（杨乘），花飞红雨送残春（殷尧藩）。当时若使无功业（罗邺），争有山河属汉家（许浑）。”新中国成立，诗人饱含喜悦之情写了《望东方晓旭，咏五星红旗》（集李贺）：“水声繁，莲风起。休起红，大旗喜。走龙媒，早归来，炎炎红镜东方开。”朝鲜战争爆发，他以过来人的情感写了《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以鼓舞空军兄弟（集唐）：“场宽地高风日多（王建），流光欺人忽蹉跎（李白）。虎可搏兮牛可触（韩愈），难随鸟翼一相过（杜甫）。”
（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