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历事三朝  声望日隆

成化元年（1465）乙酉八月秋闱，柯潜又奉命主考应天乡试。乡试考官主文衡以进退士子，其权甚重。初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而各省考官，先期于儒官、儒士内聘明经公正者为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据《会典》卷十七《乡试》：洪武十七年（1384）定，应天府乡试官，由应天府“访明经公正之士，于儒官、儒士内选用。”永乐十五年（1417）丁酉，改令北京行部及应天府乡试考试官，命翰林院、春坊官主考。《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亦云：“凡两京乡试考试官，于春坊、司经局及本院讲、读、修撰内内阁具名奏请钦命。”由此可知柯潜同考代宗景泰五年（1454）甲戌礼部会试。景泰七年（1456）丙子主考应天乡试。英宗天顺四年（1460）庚辰主考礼部会试。而今，奉命为主考。又为宪宗成化二年（1466）丙戌殿试读卷官。其历事代宗、英宗、宪宗三朝乡、会试，一身正气，拔擢公允，秉公办事，不事权贵，声望日隆，饮誉朝野。

同年九月，上命修《玉牒》成，赐白金文绮。复命柯潜教授是科进士入选庶吉士章懋、李杰、刘钰、过璘、邝文、张鼎、包文、陈岳、黄仲昭、商良臣、庄昶等二十四人。须知庶吉士的考选，培养和任用制度，乃是明代对唐、宋以来科举制度的一大发展，也是科举制度在明代发展到鼎盛阶段的表现之一。庶吉士成为翰林官的主要来源，而翰林官又成为阁臣的主要来源。“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华国之文与辅世之佐，咸有赖于斯。”但庶吉士选考却迄无定制，明朝廷共开科举五十一次，而其中选庶吉士仅三十四次。上欲造就人才，择其年少俊异文优字工者入馆学习，谓之馆选。朝廷委任柯潜以翰、詹官高资深者一人课之，谓之教习。庶吉士出路优越，前程似锦，故自视也甚高，乃至在入仕前不肯屈于佐铨的吏部侍郎和其他五部正卿。柯潜以教习庶吉士有功，九月十日，上赐其新刊《贞观政要》一帙，以示恩宠。

是冬十二月，诏吏部臣简文学之臣堪入内阁掌密命者数人以闻，吏部尚书王翱（字九皋）复首荐柯潜，其时陈文（字安简）以礼部右侍郎入内阁，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人平时以才高自负，在地方任内颇有作为，但入阁后，参予大政随风左右，无所建树。其不敢采纳吏部尚书王翱的举荐。当时闽中有中贵人宠冠一时，常属意于潜，冀其一见，欲有所引拔，潜终不为动。以是柯潜又不果用。

先是八月，柯潜进《英庙实录》，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上赐宴礼部。兼赐银币袭衣文绮。十月，赐《大明一统志》。上时命潜掌翰林院事，潜维持公正，人心贴服。“平生仗大节，不少贬以狥时，其与人处，和厚怡愉，未赏以贤贵自远。”“先生为人风度凝远，胸次洒落，故发之诗篇，率清新俊迈，如登千仞之岗，天风飒至，爽气袭人。”时适礼部左侍郎缺员，铨曹荐柯潜补之，吏部臣疏乞以今阁老眉山万安和柯潜两人充之，万、柯两人皆翰林一时之选，且意阶是可获大用，名既上，潜复不果用，以是可知宪宗其人其政，其对恩师入阁多少心存忌讳。

成化四年（1468）戊子二月，上特命柯潜日侍经筵讲读。七月，出现了几次彗星。在古代，彗星的出现意味着不祥。于是宪宗下诏议慈懿太后山陵事，柯潜与翰林院修撰罗璟率僚属上章：“此系纲常，时（彭时）等所言，度几存宜而不失者从之。”论合葬于礼为宜，词甚剀切。既而文武群臣又合词上请，制之可。宪宗御便殿，潜奏曰：“朝廷大事，臣子大节，舍是奚所用心。”上嘉纳，召谕而从之。

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宪宗命词臣预撰明岁元宵烟火花灯诗，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黄仲昭，与章懋、庄昶三人联合上《谏元宵赋烟火诗疏》阻之，求以为国为民排忧解难为重。语云：“今川东未静，边左多虞、江西、湖广赤地数千里，万姓嗷嗷，张目待哺，此正陛下宵叶焦劳，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古帝王慎小谨微，必矜细行者，正以欲不可纵，渐不可长。伏乞将烟火停止。”宪宗览疏大怒，三臣俱被廷杖贬官，时称“三君子”。并与因直言规鉴被谪的状元罗伦合称“翰林四谏”。仲昭贬为湖南湘潭县知县。章懋贬南京大理左评事。庄昶贬桂阳州判官。罗伦谪泉州市舶司提举。

成化四年（1468），柯潜挺身而出，上《乞贷翰林院编修章懋等疏》：“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臣柯潜谨题，为纳言图治事。臣窃惟国家设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以言为职，自宫廷以及内外百司庶府之政得失，利病无不得言。又虑天下四方之大，可言之事，非六科十三道所能周知，屡降诏旨，许诸人皆得言之所以，广视听之聪明，达四方之壅蔽。期兴治保邦于无穷。追继尧舜勋华之迹于数千载之上也。或其言之不当，近于讥讪者，亦不加罪，盖以其心无非忠君爱国之计，特其识虑有未及在所矜怜，且使直言敢谏之人知朝廷有容人之量，所知无不言，所言无不尽。以阴折小人奸佞之谋，滋长君子阳明之道也。昨者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昶联疏言事，陛下责其不知典故，妄言讥议，令吏部俱改调外任。臣惟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也。臣无不尊爱其君子，无不尊爱其父，服劳趋事，惟恐不虔，何敢妄为讥议触冒威严，以犯悻逆之罪，取议于天下，遗臭于后来哉！懋等所言，亦欲少效臣子尊爱之心，但其识虑有未及，不能审事体轻重之宜耳，实非有他也。陛下谓为君父者之于臣子，不宜姑息，少有愆过，须加训惩。然朝廷动遵成宪，未尝有过举之事，而天下四海之远闻其贬斥，将谓陛下过为戏玩之乐，忌人之言，故重为摧折之威，钳人之口。相与惊疑骇叹，以为不复得见太平之治矣！而凡怀忠爱之心，有所见而欲言者皆畏避天威，卷舌自保。陛下复欲有所闻，以资圣德其可得耶。伏乞陛下弘天地之量，追寝前命，俾懋等循省自新，以图报称。且以开释天下之疑，劝激忠鲠之士，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宗社臣民不胜庆幸。臣质本凡庸，久叨侍从，不欲使人以丝发议及圣明，故敢冒陈所怀，乞鉴愚忠俯垂听纳，臣无任祈天俟罪，战越悚慄之至。”(黄祖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