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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县教育为什么会后来者居上?
【发布日期:2018-01-11】 【来源:本站】 【阅读:次】
 

 

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年)科郑侨,壬辰(1172年)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的十几分之一,得中状元却是并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宋代兴化县得中进士居兴化军首位。所以,张琴在序中对古兴化县教育成就赞叹不已。

兴化县教育为什么会后来者居上?首先是因为宋仁宗办教育,实行向山区倾斜的好政策。弘治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200户以上者”。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其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朝廷把每次所需要的“贡生”按额摊派给各地郡学和县学,县与县、郡与郡之间名额相等,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当官或去教书。这样做,有利于缩小各地之间文化教育的差距和不平衡。这是因为县学的设置,意义重大。它不仅使文化落后的地区从此榜上有名,而且会推动和促进本地民间私学的掀起与发展,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所以,宋仁宗重视文化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规定各省乡试举人名额,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又一标志。所以,兴化县教育得以高速发展,那是因为宋仁宗开了重视山区教育的头。

其次,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了“精贡举”等决策,兴化县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 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

其三,地方政府重视。《游洋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旧在兴泰里,宋绍兴二年(1132年)邑宰詹公卓然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

又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年),兴化军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年)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年)宰斯邑。有雷厉风行的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所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年)恰恰经历百馀年。

可见,有两位贤令治理,尊师重教的风气也就越来越浓厚了。

其四,兴化县优秀人才难得。兴化县在宋高宗时出了个历史学家郑樵,宋孝宗时七年出了三位状元,那真是历史奇迹。究其原因,相比之下,山区教育得天独厚,这是平原、沿海比不上的。

以上是兴化县教育后来者居上的主要原因。

兴化县是这样,福建路也是这样。福建教育原来也比较落后,庆历新政以后,福建路教育走在全国前列,优秀人才层出不穷,而且社会经济发展也名列全国前列。或者说,兴化县教育之所以后来者居上,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福建路浓厚的读书风气。(林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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