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秘的“村谣俚语”

漫步囊山村，已看不到能与村史直接关联的只字片语，只能从已传承几百年的琼山村、境的追忆，窥视其历史文化之一斑。那世代流传而又无人能释的村谣俚语，倒成了反映该村历史文化的一种侧面佐证。

在囊山村的巷里（汉利），若是探问本村的历史渊源，不管是老一辈的尊长，或是中年的汉子，他们都会告诉你，本村先民的故事，谁也讲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种世代相传的说法：“先出巷里，后出囊山寺”；“败了囊山寺、兴了咱巷里”。

村谣俚语的描述，表面上似乎颠倒了囊山村与囊山寺的建置次序：始建于唐光启二年（886）的“囊山慈寿禅寺”成为“后出”的，而清顺治十八年（1661）冬，从“界外”忠门琼山、港里等地内迁囊山散居的先民，倒是“先出”的？其实，山兜先民所口传的，正是从囊山寺几百年间兴败衰落的史实，揭示出“败了囊山寺，兴了咱巷里”的内迁历史背景与迁移年间的记忆。流传几百年的村谣俚语，也是囊山村史的一种永恒记载。

莆田的地方史志，总是伴随着优美的民间传说，二者相依相伴，共存了上千年。扯不断，理还乱。作为莆田境内的名山名寺，囊山与囊山寺同样存在着这种民间神话的传奇色彩。

唐时，囊山的范围并非局限于囊山寺周边的地域，而是包括着位于林坂的“佛之山”（亦称佛日山）与南埔的九峰山。若论山势“酷肖悬囊”，那“佛日山”更是惟妙惟肖。明代，囊山、九峰、龙潭隶属延寿里（下辖涵头市与冲沁、新港、黄港、塘北、下林等9个村庄）。民国22年（1933），囊山随村归属莆田二区九峰乡（下辖南埔、山兜、林坂、刘庄四村）。

囊山，古称“伏虎山”。至今囊山村那些年届九十的尊老，均称囊山为“虎之山。”只要站立本村“庆寿坛”石埕，即可看到囊山极顶酷似一只硕大凶猛的伏虎，俯卧于“天元岩”东侧，威猛之状令人惊心动魄。唐乾符三年（875），56岁的妙应禅师于伏虎山初建庵堂时，即名“伏虎庵”。二年后，申报地方政府，改庵为院，立名“延福院”。唐光启二年（886），历经十年筹备，67岁的妙应禅师决意扩建延福院，报经泉州奏请朝廷后，赐额“囊山慈寿禅寺”。

栖隐伏虎山禅修建寺的妙应禅师，民间尊称“伏虎祖师”。而位于城西三里的“石室岩”，亦因伏虎祖师的栖隐禅修而得名“伏虎岩”。尔后，伏虎山的妙应祖师即被神化为：因伏虎而“得二虎出入相随”，尚有“虎溪”“虎亭”的传说衍生。

究其原因，大凡信仰于宗教的民间信徒，在宗教活动的过程，都得把教主的生平，附会上一些脱离现实，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传说，在宣扬其无边法力的同时，借以衬托出他们的神圣伟大。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于《中华佛教发展史》中即曾举例：释迦牟尼十四、五岁时，即能驯服野象，不但只手掷象出城，且能立即接置于地。挽弓射箭，直穿百里之鼓。七岁从学，十四岁已精通天文地理、祭祀占察及世间艺文百科；既然，十四、五岁的释迦牟尼能驯服野象，那年届古稀的妙应禅师，自然亦能驯服猛虎二只为自身的坐骑。至于那以肉食为主的二只猛虎，何以为生？信徒们那是绝不会去深究的！

“囊山慈寿禅寺”的赐额，据说也是颇有来历的：“王审知为祝其母寿诞，奏请唐朝廷晋升为寺，并赐额囊山慈寿禅寺”（《古囊名刹》）。“光启二年（886）闽王审知改名慈寿寺，俗称囊山寺”（94年版《莆田县誌》)。寺院能与王者沾光，当然可喜，那怕是一首诗或者一个字，都能增加许多辉煌，其缘金的收入，当然产生“水涨船高”的效应。只不过，此时王审知的处境，似乎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光州固始县，有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世代务农的三兄弟。唐光启元年（885）正月，王家三兄弟跟随以王绪为首的五千兵马渡江到福建，行至南安，在王潮的鼓动之下，王绪被扣后自杀，将士即拥王潮为主帅。光启二年（886）八月，王潮攻下泉州后，被保荐为泉州刺史。六年之后，王潮以彦复为都统，王审知为都监，历时年余攻下福州城。唐乾宁三年（896）升福州为威武军，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

王潮执政四年，临终遗命：三弟王审知继承之。唐主即以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并封琅琊王。封闽王，那是后梁开平3年（909）四月的事情，囊山寺建寺已二十三年了。囊山建寺，奏请朝廷赐额之时，正值王潮率军攻占泉州城，囊山慈寿寺只是泉州下属莆田县的一座普通寺院，依律报批即可。再者，若以“慈母寿诞”赐额，泉州治所，名寺多多，况且战事在前，事关王氏家族身家性命，此时即使是“慈母寿诞”之时，关注囊山寺的建置，可能性似乎不大！从宗教的角度观察，以“慈”、“寿”为寺额的寺院相当多，也是相当正常的。

囊山寺从唐光启二年（886）建寺至北宋景佑初年（1034），保持了150年的鼎盛时期。僧众达千人之多，形成一处寺田几千亩，田租米谷每年超过数万石的庄园寺院。也曾一度被政府选用为驿站，以接待来往于福厦漳泉，官员差役的歇宿换马。随着南来北往的信息沟通，囊山寺逐渐誉满海内。尤其是全县唯一的“十方丛林”，其以平等之心接待四方佛子香客的规制与公请诸方高僧名宿任职的选贤祖制，使囊山寺虽是历经几百年间的盛衰兴败，但其“十方丛林”的性质却一直传承至今。

南宋后期，囊山寺渐趋衰落，到了元至正三年（1343），住众仅剩几位实无去处的老弱僧人，空守着几间倾圮不堪的堂舍度日。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至宣德八年（1433）的三十五年，是囊山寺呈现恢复，重光的时期：“辟斋房（僧舍）三百多间，僧众千人。”尔后虽是起落不定，但毕竟也算是维持了一百来年。谁知世事难料，囊山寺会遭到连续三次的大灾难，特大人为的浩劫给囊山寺带来灭顶之灾。明嘉靖十五年（1536）秋，连日飓风为灾，地处海滨的江口、福清一带，受害尤甚，冲沁村绅士姚某极力散布：飓风乃囊山寺辟支佛作怪为灾。并呈文县衙拆毁囊山寺，数日之内，寺毁过半；十八年后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谣言兴起福清，台风之夜数以千计的福清民众蜂拥囊山寺，毁墙揭瓦，寺院受损更甚；延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倭贼之乱，兴化府城破民亡，数以万计，所有寺院更是难逃其劫，勉强度日的囊山寺不仅库房烧掠一空，僧众亦伤亡不少。在前二次劫余残存的殿堂僧舍，亦被焚毁一尽。三次天灾人祸，历时26年，饮誉海内的百年千众丛林唯剩一阁一钟楼。明未清初，虽然时有修建增置，但昔日的辉煌已不再重现。

清顺治十八年（1661）冬，清廷诏令大规模迁界，以忠门琼山、港里为主连同沿海其它区域的“界外人”，先后陆续迁移至已是满目荒凉的古囊山麓。“败了的囊山寺”，夕阳西照，几位衣裳破旧，病弱消瘦的老僧，斜倚着断墙残壁，反复叨念着几百年前谁也不相信的，已相当遥远的囊山寺传说。枯黄杂乱的棘丛荒草，偶尔惊飞的小鸟，使小寺庙的凄凉增添了许多。面对败落的囊山寺，联想离别故土与安家兴业的艰辛，身居山兜的先民感伤不已。

囊山寺自妙应禅师开山至清初的八百多年，寺产时有递增衰减，以明弘治期间（1488-1505）地方政府登记在册的寺田尚有：“八十一顷九十亩，岁征粮米四百一十八石”。历经兴废变异，寺产不断散失递减，而上缴的岁征却依旧不变。自清雍正七年（1729），囊山寺即一再呈文，请求“豁免空额赋债，依实田亩计赋。”拖延了150年，直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在“敲鱼重振古囊山”的通源和尚多方努力，与江春霖名士奔波之下，总算是取消了“空额税赋”。

每当囊山寺趋于衰败，僧人无法维持生计，变卖部份寺产时，囊山村先民总以省吃俭用钱财，从租种寺田到零星购买，历经几百年的艰辛累积，先民们逐渐兴置一些“抠自牙缝”的小产业。世事沧桑，兴败难料。那留存于民国四年（1915）重建的土地庙墙头上，至今还回响着先祖的警示：“土地传先祖，原为孙子居。苟非我族类，尺寸不让诸”。

清顺治十八年（1661）冬，山兜先民从“界外”迁居囊山时，囊山寺已名存实亡，唯留废墟遗址一片。直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通源和尚“重振古囊山”，在涵江商贾民众合力之下，重建大雄宝殿再现丛林风采之时，囊山村先民已定居“巷里（汉利）”二百二十年了。故此，囊山村有：“先出巷里，后出囊山寺”与“败了囊山寺，兴了咱巷里”的村谣俚语了。（郑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