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上初中时，城里的同学称我是“界外人”，沿海的同学又称我是“洋面人”。他们的标准是“界外人”吃的是地瓜、地瓜干，“洋面人”吃的是大米，而我当时吃的虽然以地瓜、地瓜干为主，但偶尔也加进一些大米。所以“界外人” 这一身份一直成为我的心结。

“界外”给人们的印象是贫穷落后，生活艰难，自然条件恶劣，那里没有水田、稻米，只有旱地，只有地瓜、地瓜干。

“界外”，在莆田不仅是地域的名称，更是历史的分界线。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清朝政府为扼制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实行“截界迁民”“坚壁清野”的政策，企图从经济上截断郑成功的军需补给。。

按清朝廷规定的界线，以壶公山、青山、天马山南侧至岸屿为界，筑墙垣，立界碑，设堡垒，布营哨。并下令，以界墙为界，私自出界者处死。为此莆田七百多个村庄沦为“界外”，几乎占全县的三分之一。当时的“界外”人丁兴旺，其人口约占莆田县一半，而且沿海的一些港口、集市、海产品市场也比较繁荣。繁华的乡村随着禁海令和截界的强行实施，开始毁灭。“界外”居民被逼迁入界内，“界外”田园、庙宇、房屋、树木尽被烧光毁光。田野抛荒，村庄湮灭，“界外”居民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化为焦土，一座座生机盎然的村庄从此消失，数以万计的“界外人”流离失所，惨不堪言。正如《莆变纪事》一书中所记：“……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刀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

残酷而又激烈的截界给“界外”人民带来深深的灾难，更是莆田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界外”，这一地域名称已成为莆田人难以抹去的苦难的词语。

腥风血雨弥漫着莆阳大地，莆田人用血和泪浸泡着“界外”这两个字。直到清康熙八年，因郑成功退守台湾，遂下令展界复业。清康熙十七年，又因军事需要，把展出界外五里的居民迁入界内。直到清朝廷统一台湾后，才解除禁止海令，全部复界，准许民众回“界外”居住，耕种，出海捕鱼。

这一迁界史，是莆田“界外人”的血泪史，更是莆田历史上空前的灾难史。许多颠沛流离的“界外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消亡在迁徙的路途中，莆田人口减少了一半多。“界外” 这一地名凝聚了莆田人的血与泪，渗透了我们祖先的苦难与悲伤。

据考证，壶公山名山宫南墙外的登山路就是当时界墙的遗址，路南属三十六乡为界外，路北为界里。而名山宫后的“拜壶亭”就是被迫迁入界内的“界外人”思念故土、眺望故里的地方，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拜壶亭”改称为“望乡亭”。虽然界墙早已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但它依然坚硬地耸立在一代又一代莆田人的记忆中。

三百多年的风，并没有吹干迁界留下的泪迹；三百多年的雨，也没有冲刷掉迁界留下的伤痕。历史的沧桑把“界外”这个已成为历史的词汇深深地植入一代又一代莆田人的内心。苦难悲伤并没有把“界外人”压倒，腥风血雨更磨炼了“界外人”与生活抗争的坚强意志。一代又一代的“界外人”，为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与天斗，与恶劣的环境斗，愈斗愈勇，愈挫愈坚。这就是“界外人”的性格。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界外”的土地，也让“界外”成为莆阳大地经济活跃的区域……（郑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