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文学史，何尝不是一部文人相轻的历史。但凡在文学史上数得着的文人，多半都与此脱不开关系。

王勃是公认的“初唐四杰”之冠，排在首位是无可厚非的。但杨炯对此颇耿耿于怀，他曾公开对人说自己“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显然对王勃骑在自己头上满腹牢骚。杨炯与王勃相轻一下也就罢了，人家毕竟还有相轻的资本，可有些人却打着文学正统的口号，将“四杰”贬得一无是处。富有正义感的杜甫实在看不下去，在诗歌中为他们打抱不平：“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晚唐有个叫张祜的诗人，虽然总体成就一般，但一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却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张祜对自己的文采颇为自得，他千里迢迢跑去杭州，恳请当时的文坛泰斗白居易，举荐自己去应进士考试。那时还有一个叫徐凝的，也有诗传世，但水平比张祜差远了。两人都去找白居易，平心而论，白居易应很容易看出二人的高下。谁知他竟取徐凝为解元，把张祜冷在了一旁。原来，白居易诗文虽独步一时，在“宫词”题材上却被张祜给比了下去。白居易嘴上不说，心里还是颇多怨气，张祜这么不明就里跑来，岂不是自投罗网么？

张祜碰了个“大钉子”，心里很不服气，就去找杜牧诉苦。其实杜牧早就看白居易不顺眼了，说他的诗“纤艳不逞”。即便张祜原先只有五分理，但到杜牧眼里，也有七八分了。他一面同情张祜的不幸遭遇，一面安慰他道：“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言外之意，白居易鼠目寸光、心胸狭小，妒嫉你的非凡文才，故意要将你埋没，你也不必太灰心丧气，写自己的文，让别人相轻去吧，历史自有明断。

宋代的柳永不过填了几首艳词，就遭到了词坛众豪杰的“群殴”。柳永文名虽盛，人生却是很失败，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好去拜谒当时的权贵晏殊。晏殊是宋初文学界的大人物，闲暇时也喜欢填词自娱，一见柳永，就问道：“贤俊作曲子么？”柳永不假思索地答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希望能凭借二人共同的爱好，让晏殊提拔下自己，不想却说错了话。晏殊其实是很看不起柳永的，心想我堂堂一国宰相，作的都是阳春白雪的高雅之调，怎能和你这专会写俚俗淫词的乡巴佬相比，便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语气很是刻薄，柳永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地告辞了。

一个晏殊还不够，苏轼也看不惯柳永，连带着一大帮苏门弟子也要和他划清界限。令人委屈的是，柳永并不知道有苏轼，只因当时作品销量太好，有句话叫“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一代词坛天王苏轼听了可就不乐意了。他有次问一个属下：“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自然要巴结苏轼，说那姓柳的怎么能和您比，他的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浅吟‘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您的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意思是，别看他销路广，其实都是没品位的流行歌曲，还是您这种豪放派更有内涵和生命力。苏轼觉得很受用，高兴得哈哈大笑，但对柳永的态度并未有所改观。

苏轼有一个爱徒秦观，也是词坛的名家，只是未能继承苏轼的豪放体，始终走婉约路线，让苏轼很有些担心。有一回，秦观给苏轼看他的新作，就是那首著名的《满庭芳》。苏轼一方面很是欣赏，同时也敏感地嗅出一丝异样，冷笑道：“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观只好回去自我反省。此外，张先也曾讽刺柳永词“语意颠倒”，李清照也笑话他“词语尘下”，批评家王灼更狠，骂他是“野狐涎之毒”。树大招风，柳永如果为人再低调一点，不去自称什么“奉旨填词柳三变”，不去叫嚣“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情况或许会有所改观。

文人无休止的相轻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北宋的灭亡就与文人相轻形成的激烈党争，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两个不同思想的灵魂相遇，必然要发生碰撞，相轻是不可避免的。有才气的人，往往脾气也很大，一旦被人相轻了，就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鲁迅也曾投入到“文人相轻”的“事业”中去，当时的文坛名士，都与他相轻过。鲁迅身经百战，最终磨炼出了被称为“刀枪匕首”的杂文，新文学的发展也因此被带动起来，呈现出千姿百态、色彩纷呈的样貌。

看来“文人相轻”也并非全是坏事，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势必存在竞争，有竞争才能有活力，才会推动文学创新，否则文坛就会变成一潭绝望的死水。当然要排除那些小人心态和卑劣手段，文人应有文人的修养，相轻也要光明正大，也要有艺术。（张光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