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平

暮春三月，维多利亚港的夜空划过了一颗并不明亮的流星，我的阿舅林发裕在香港过世！有人把他92岁“西游”称作“喜丧”，可不管怎么高龄，人没了再也见不着了总是令人伤悲！

记得二十多年前阿舅回莆田老家探亲，曾举杯笑着说起自己青少年时所惹的种种“是非”，并自诩：“我是一个坏人！”说起来，他小时候的调皮捣蛋，却是有社会的家庭的诸多原因！

原来，我的外公刚出生不久就失明了，外曾祖母怕其成年后讨不到老婆，就从莆田北洋平原辛郊村抱养了外婆当童养媳。长大成婚后，为防外婆守不住贫寒之家，又急急忙忙从涵江后郭村抱养了幼小的舅舅。舅舅从农村进了小城，等于从“猪圈”进了“狗窝”，并未扭转清贫的命运。

逆境可以培养“羔羊”，也可以造就“狼仔”！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世动乱，民生维艰，外婆忙于一家子生计，打小工，做手工，当挑夫……根本无暇管教孩子。无奈之下，她把舅舅放养成桀骜不驯的“野”孩子，仅从下面几件“光荣”事迹，就可见舅舅少年时代的淘气和戾气：

家中揽来做冥纸的手工活，叫舅舅刷冥纸上的银粉，他哪能经受这种打磨性情的活儿，竟然与死人开玩笑，每叠只刷了上下几张装装门面，就搪塞交差，跑出门“野”去了，结果屡屡被雇主告上门，屡屡返工，他也屡屡挨揍！

为让他读点书长大后有出息，外婆克勤克俭送他去砺青学校念书，他在校园里却多次跟看不起他的富家子弟打架斗殴，结果又“荣幸”地被学校“保送”回家，屁股免不了又遭了一顿棍子侍候！

16岁时，他因不甘受欺负，竟与地霸保长作对，当年的保长可是一方“土地公”呵！得罪了吃不了兜着走。舅舅在家实在呆不下了，外婆只好变卖了自己结婚的一根玉簪，给他做路费出外谋生……

我不知道舅舅在外那些年是怎么混的，只知道他打过工，经过商，当过兵，上过军校，后成了解放军军官，解放不久又去了香港。后来听说，他在港岛结了婚，与舅母俩住贫民窟，靠打工过活，日子过得很辛苦。1957年，他想接外婆去带孩子，当年恰逢我父亲过世，一家子倒了脊梁柱，生活要比舅舅更艰难。外婆权衡再三，留下来帮助母亲，带幼小的我和妹妹，从此与舅舅渐渐断了音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早晨，年已古稀的舅舅突然从香港回家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打磨，当年淘气的瘦条“狼仔”已变成了笑容可掬的“熊伯”，显得身材壮硕肥头大脸。刚回老家，他就挨了一刀宰：从汽车站到我家不过一里路，竟被一个三轮车车夫敲诈了120元。对此，他却笑呵呵地说：“卖苦力的赚钱不容易，让他们多赚点不可惜！”

原来，舅舅在香港也曾是卖苦力的，为养家糊口，他打过工，当过布店伙计，为公司老板跑过购销业务，数十年在社会底层打滚，历经许多磨难，野性子收敛了许多，做人的棱角也被磨平了。特别是在香港经济萧条时期，为培育子女，失业的他竟在舅妈“培训”下干过绣花的营生，真是“一文钱憋死英雄汉”。我难以想象，这个当年捣蛋校园、叱咤街市的愣头青，学大姑娘绣起花来是怎样一种凄凉形象！更叫人沉痛的是，外婆等他等了数十年，临终前也没能见着他一面！深感遗憾的舅舅只好与我们一道，步履蹒跚地爬上凤凰山，把外婆的骨灰盒安葬在东风公墓。

10多年前，母亲去香港探望舅舅，他已坐着轮椅，住在简陋的公寓里，生活起居请了一个菲佣侍候，平日唯一的喜好就是酌酒独饮。他有理由放宽心喝两杯，他已把三个子女都培养成材，大表妹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到英国供职。表弟相继拿了建筑和法律双文凭，在港岛当了律师。二表妹在香港医学院毕业，现移居美国。舅舅不无自豪地袒露：“我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房地产，三个儿女就是我最大的财富！”经历过那么多年的酸甜苦辣，他觉得只有把子女用文化武装起来，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不会重蹈他的覆辙。而他直至去世，仍住在狭小的蜗居里！

“我是一个坏人！”可说是舅舅饱历人生风涛后的自我反省，其间饱含着些许无奈诸多悲凉某种觉醒！难道不是，一个人从好变坏很容易，一个人从坏变好却很难！而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是非善恶好坏往往纠缠不清，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记得大表妹与一个英国大胡子谈恋爱，又唤起舅舅早年的“血性”，当了一遭“牛鬼蛇神”，威胁要断绝父女关系！后来表妹生了一个不像“人猿泰山”的可爱“小公主”，他的脸色才阴转多云……在香港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丛林里，我宁愿舅舅像“狼仔”一样，狼视眈眈，始终保持一种生活的“野性”，保持早初的那种脾性与傲气。

作为一个平头百姓，阿舅的过世就像一颗落水的石子，在湖面打出几圈涟漪，一忽儿便消失无踪了，街市依然熙熙攘攘，各色人等依然为生活忙碌奔波，酒楼舞榭依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于我来说，舅舅的形象却永远深藏于心，那是一个年轻的叛逆者形象，也是一个壮年的苦力汉形象，更是一个憨态可掬的“熊伯伯”形象。

众人瞻仰雄碑，我却凭吊新冢。谨以此文，遥祭阿舅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