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元沧

上帝给了我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不是让我只往“上”看，而是更多地往“下”看，全方位地观察、打量这个世界。人生百态全不放过，世间万象收诸眼底，而且要拿出“读后感”甚至态度和行动来。虽然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我始终努力践行着。

我习惯地把目光投到生我育我的故乡，尽管故乡小得像一张邮票。近二十年里，写故乡的文章几乎未曾断过。对故乡的人和事，经过时间的沉淀，有了理性的思考，不再是无根的情感流云，可以较好地表现情境。空下来翻翻自己的作品，约略作了个统计，写故乡题材的作品竟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生命的潜意识中故乡情思的悠久绵长。故乡是一面“镜子”、一个“缩影”。我总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还谈什么爱国家呢？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还谈什么爱人民呢？故乡有太多的故事，让人魂牵梦萦，永远也写不完。有一天，报社总编办公室的同志对我说：“我们都准备到你的家乡插队落户。”开始时弄不明白这番话的意思，后来他们道出了原委：“你把家乡写得太美了，我们都想去。”其实，我写得很真实，字里行间也反映了家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文章表现的纯属一种凄美，如《我的和尚同学》《永远消逝的哭声》。我凝眸历史留给故乡的沧桑，沧桑中的人间烟火，也从来没有忽略故乡衣襟上的胸花。

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年，故乡的经济尚不发达。我经常对自己说，有本事在外面赚钱，不要赚家乡的钱，当地报社约我写稿，开给我稿费（略高于一般作者），盛情难却，心里又不想要，怎么办呢，只有让汇款单过期，让邮局把钱退回去。我写故乡完全是一难以割舍的草根情结使然。

说起写家乡，老一辈大作家郭风是我学习的楷模。他正是从写家乡莆田起步，以写家乡“起家”的。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风土人情，无不在他的笔下摇曳多姿、熠熠生辉。我小时候就读过他写的《村思》《木偶戏》《地瓜》《犁及其他》等散文和诗歌佳作。他对家的情和爱给予我的影响是旷日持久的，从青少年时代直至今日。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回在福州开会，那时他是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当他知道我也是莆田之子，马上要求我说莆田话，并提醒我“走得再远，都不能忘了家乡”。前几年我携妻回乡探亲，临走之前我们俩只留了从虹桥机场到家里的路费，把其余的钱全掏给了父母，他得知后特地写信来“表扬”我们。有一年夏天，我收到他一封信，里面写道：“昨天晚上，从电视里看到，家乡又发大水了，乡亲们又要吃苦头啦……”信虽不长，思乡忧民之情跃然纸上，深深地感染了我。晚年的郭老把乡情“放大”了，这是一种博爱、大爱，让我获益匪浅。

在关注家乡的同时，我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方圆，在创作中自觉融入了“大家乡”的情愫。一是在写故乡的作品中，挖掘对全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二是直接写故乡以外的人事。后者散文有《历雪的另一个刀郎》《太湖边上十八弯》等，随笔有《风铃不解高考事》《天地对话》《施惠于群》等等。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做到倾注真情，言之有物。笔名经常有变，但歌颂真善美、针砭时弊、促进和谐的初衷始终如一。

我走上文学之路，还忘不了前辈茹志鹃、徐开垒和唐铁海三位老师。那时候我在《青年报》编副刊，张罗“全国青年生活题材微型小说征文大赛”，请上海作协副主席茹志鹃老师担任评委会主任，她问我是不是作协会员？我摇摇头，她说如果想参加她愿意当介绍人，不久我就打了申请报告。作协创联室主任老唐说她比较忙，介绍人的事还是他来安排吧，最后定下来由他自己和徐开垒老师介绍我入会。自1998年带着几十万字作品加入上海作家协会以来，我一直记住他们对我的厚爱，不敢懈怠，孜孜于笔耕。我始终觉得，作家如果不写东西，那不成了徒有虚名的“作假”？从事记者、编辑工作30载，当了18年业余作家，与广大读者、作者建立了感情。如果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我的文章，就会有人给我写信或打电话，探询缘由，担心我生病或怎么了，这是对我的劳动和存在价值的认可，是对我的关爱。有人读了我写的《我替母亲回娘家》后，写信询问我母亲的病情，真叫人感动。原来乡情、亲情是相通的啊!这么多年来，聊以自慰的有两条：一条是做人不离谱，工作能胜任。没有写过一个字检讨，没有欺负过一个人，没有拍过一个人马屁；一条是对作者一视同仁。只要稿子好，或者题材好，改一下就可以用，则舍不得放弃，哪怕是素昧平生的作者，也绝不会“开枪为他送行”。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作者，生活那么艰难，一笔一画写出稿子不容易啊！有位作者稿子写得不错，但缺少自信，怕退稿让周围的人知道了难为情，不留地址、姓名，怎么办呢？我只好在他的来稿见报的同时，在文末加个括号登“寻人启事”。但是有一点要向读者、作者致歉，那就是我很少给他们写信，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

上帝给了我一双眼睛，从朦胧、清亮，直到现在有点视力障碍，这是不可抗拒而又没有遗憾的自然消耗。我将继续用这双眼睛观察生活，坚持写作。不低俗，不媚上，不造假不误人，愿做一个有良心和良知的平民作家。莫叹生何匆匆，关键是抓住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