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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与“梅花诗案”(五)
【发布日期:2018-05-11】 【来源:本站】 【阅读:次】






十五、如影随形 “梅花诗案”屡作祟

刘克庄终其一生前后被罢官的次数多达九次,而在其每次被罢官的身后,几乎都有“梅花诗案”的影子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影响着他。

“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不是先生瘖哑了,怕杀乌台旧案。”刘克庄曾经不止一次说过:

立朝之初,众以为喜,独以为忧,未久果逐。起废守袁,数月又逐。后除广盐……未几召则逐,除郎则又逐。订其所坐,别无过犯,亦非脏私,专云欲作文字而已。鱼鸟至微,犹惩弓饵,某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冥顽不灵,久而未知悔悟哉!         

余为广漕被召,为金渊所论,予祠。明年以尚右郎官召,为濮斗南所论,皆言其披襟南宫……今年之斥此罪也,明年之斥又此罪也。初负此谤未五十,今六十矣,恶名著身如染癞沐漆然。”词穷理极,终不能免此等差使。

某幼耽章节,壮喜功名……但有语言为仇家之组织,谤喧都市,命系庖厨。此冤未明,虽死不瞑。

尽管刘克庄对因为“梅花诗案”屡遭罢官一直是耿耿于怀,不断地鸣冤叫屈,但他的这桩“梅花诗案”并不因此而了。直到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梅花诗案”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而且刘克庄也已经进入了古稀之年,但当他被召入朝任秘书监、起居郎时,仍然还是有人再次提起“梅花诗案”。这让刘克庄感到很是无奈。他在《跋严悫上舍诗卷》中云:

丙午,余自少蓬兼西掖去国,客或赠诗曰;“十载梅花曾作祟,一番红药又无情。”辛亥,自右螭兼儤直去国,御史劾余犹提起梅花旧话。庚申,忝左螭、西掖之召,行至建安,太学严生饯诗又为梅花下注脚。岁暮天寒,万卉摇落,唯梅梢已萌动,真余平生耐久之友。

西掖、右螭、儤直、左螭均为宋时官职之别称。洪迈《容斋四笔》卷之一十五《官称别名》:“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宋人沿之,如称给事郎为夕郎,起居郎为左螭,舍人为右螭,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西掖,即中书省。《汉官仪》:“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亦称西掖。”

梅花“真余平生耐久之友”,不但道尽了刘克庄一生的坎坷和不平,同时也让刘克庄感到十分的愤怒和无奈。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梅花诗案”不但对刘克庄一生仕途的影响十分深刻,而且对他的心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克庄《岁除前一日》诗云: 

暮年心胆怯,临履极兢兢。

已被梅花恼,时为爆竹惊。

刘克庄甚至还形容说他自从“梅花诗案”后不但十几年作诗都不敢再触及梅花这个他最喜爱的题材,甚至连在看别人画梅花时也会像小孩观看傩舞表演一样,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刘克庄《跋黄慥诗》曰:

顷游江淮幕府,年壮气盛,建业又有六朝陈迹,诗料满目,而余方为书檄所困留,一年阅十月,得诗仅有二十余首。及出幕奉南岳祠,未两考,得诗三百,非必技进,身闲而功专尔。俄复起家涉世,事之触发于心,诗之积蓄于腹者愈多。然已避谤持戒,十余年间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才尽,胆薄而气索矣。

有一次,刘克庄应邀不得不为南宋著名的水墨画家杨补之的梅花画卷题跋时说:“予少时有《落梅》诗,为李定、舒亶辈笺注,几陷罪罟(ɡǔ)。后见梅花辄怕,见画梅花亦怕,然不能不为补之作跋。小儿观傩,又爱又怕,予于梅花亦然。”(李定、舒亶为宋神宗时殿中侍御史,以罗织罪名陷苏轼于“乌台诗案”而名。刘克庄以此喻指构陷“梅花诗案”的范成大、李知孝两人)

尽管刘克庄因为“梅花诗案”而屡遭罢官,但梅花仍然还是他的最爱。刘克庄晚年甚至还表示希望在他死后能够以梅花作为他护墓的林园,让梅花永远伴随他长眠地下。其《留山间种艺十绝》诗云:  

鄙事关人智浅深,漆堪成器禇堪衾。

自怜到死犹迂阔,纯种梅花作墓林。

十六、屡罢屡起 刚介之风不改

尽管刘克庄因为“梅花诗案”而屡遭罢官,仕途坎坷,但性格孤傲鲠直的他,不畏强权,敢于犯颜直谏的刚介之风并不因此而改变。他每次入朝仍然是“不避诛谴”,置无所不至的“人言排诋”而不顾,必进辩奸之说,做到“淫雨有疏,大水有疏,拯饥有疏,捐御庄以助和糴、冗牒以恤死事各有疏”,是南宋少有的几个敢于直言不讳,犯颜直谏的忠直大臣。    

有一次,江西上饶有一个名叫叶宗山的相士特地过来与他谈命。叶宗山认为刘克庄“命火,炎而水少,太快伤和,太察生疑”,规劝刘克庄“宜清心以养神,息怒以养肾”。刘克庄很不以为然,认为叶宗山这些话“类皆中余微隐,药予病痛”,是“益友之言”,但他仍然固执地认为“余素不晓干支,又不信吉凶祸福之说,且厌夫世之挟技者谄谀以求悦,揣摩以幸中也,未甚奇之。”

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四月,时年六十五岁的刘克庄被召入朝,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五月,他在与理宗皇帝的论对中仍然还是一如既往,再次就理宗皇帝“端平—淳祐更化”失败和郑清之晚年复出昏庸无能,任人唯亲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

刘克庄认为“以端平之旧相复修端平之政事,收拾端平之人材,致太平而起颂声,宜无难者,而时异事殊,不可概论。”谏请理宗皇帝应坚定端平改革之初心,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收召那些“始忤而终合”被罢黜的忠直大臣,使“善类常合,言路常通”。其后他在向理宗皇帝进故事时,还以杜衍不畏权贵,不以权位为重,拒绝内降的故事劝谏理宗皇帝不要任人唯亲,宠用近亲属。

四月,理宗皇帝想重新起用依附史嵩之,甘为史嵩之打击排斥异已充当打手的龚基先为淮东转运判官,令时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的刘克庄拟诏。刘克庄不但不予拟诏,反而奏请理宗皇帝寝免龚基先的新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教臣子之忠孝,以杜奸党之覬觎。”

八月,理宗皇帝欲越级提拔史弥远的次子史宇之任工部侍郎。史宇之依例上《辞免工部侍郎状》。理宗皇帝令刘克庄拟草不允诏。刘克庄上疏缴驳理宗皇帝,认为史宇之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让他整天随侍在皇舆跟前有失皇帝的尊严,建议应先让他到郡县或京城其他部门锻炼一段时间后再提拔也不迟而拒绝为其拟草不允诏。

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时年74岁的刘克庄再次被召入朝任秘书监、起居郎、中书舍人。十一月,刘克庄在与理宗皇帝论对时,仍然是置“无所不至”的“人言排诋”于不顾,对丁大全专权霸道,败坏朝纲,祸国殃民的罪行和理宗皇帝厌政、倦政,宠信近幸,沉迷酒色提出了的严厉的批评。警告理宗皇帝“国以危惧存,以佚乐亡,以奋发强,以玩弛弱”。劝谏理宗皇帝和大臣应居安思危,“毋忘胡马饮江时,毋忘入峡时,毋忘汉阳舟中时,毋忘咸宁道间与白鹿矶时。”

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七月,理宗皇帝欲任命外戚厉文翁依前资政殿学士、知建康府、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暂兼淮西总领。诏命一出,朝中大臣无不为之震惊。时任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的刘克庄即刻与给事郎徐经孙联名上疏抗驳理宗皇帝已经作出的决定。刘克庄认为,建康(即今南京市)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最重要的门户和军事屏障,厉文翁的资历和能力都不足以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

理宗皇帝不顾刘克庄等朝廷大臣的反对,仍然执意要用厉文翁。由于此项任命事关重大,刘克庄与徐经孙二人不敢怠慢,连夜又赶写了两道奏折,抗驳理宗皇帝的任命。

理宗皇帝见刘克庄固执已见,仍然拒不拟诏,令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贾似道传谕,要刘克庄和徐经孙二人遵旨照行,不得再上疏抗驳,但刘克庄与徐经孙二人仍然坚持宁罢官,也不拟诏。

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理宗皇帝欲提拔李桂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命时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的刘克庄拟诏。当刘克庄了解到李桂为人“嵬琐污浊”,“空疏鄙俗”,深受朝中大臣诟病,当即毫不犹豫地上书封驳理宗皇帝的任命,认为理宗皇帝如果坚持非要任命李桂为监察御史的话,那将“不但辱台,又且辱国”,会给御史台和朝廷带来极为不良的影响。

刘克庄敢于封驳理宗皇帝任命李桂为监察御史无异于虎口拔牙、龙口拔须,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监察御史是皇帝的耳目,其职务由皇帝直接任命并对皇帝负责,任何人包括当朝宰相也无权干涉,因此一般人是很难撼得动的。宋朝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朝臣企图阻止皇帝的任命而被罢官的先例。如北宋熙宁间,神宗皇帝要任用由选人出身的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遭到时任中书舍人的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三位朝臣的反对,拒绝为其拟诏而被罢官,世称“熙宁三舍人”。还有南宋淳熙年间,孝宗皇帝要任命庶人出身的谢廓然为殿中侍御史。时任中书舍人的莆田名儒林光朝以宁去也不奉旨制诏,名震天下。

刘克庄竟敢置前车之鉴于不顾,抗驳理宗皇帝的任命,朝中大臣们个个无不为之汗颜。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理宗皇帝这次不但没有罢刘克庄的官,反而称赞刘克庄曰:“刘中书此举甚高。”

同年七月,已经被罢官废闲的广西制置使李曾伯和沿江制置副使史岩之正在积极活动,企图重新复出。李曾伯,字长孺,浙江嘉兴人。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队迂道云南进入广西,时为广西制置使的李曾伯,紧闭城门不敢出战,致使广西、湖南大片地区沦陷,生民涂炭。史岩之,字子尹,鄞(今浙江宁波)人。史岩之在任沿江制置副使时为了邀功,轻信一些人的意见,派兵追杀已经撤退的蒙古军队,不料被蒙古军队杀了回马枪,导致湖南、广西、江西等三十余个郡县遭到蒙古军队疯狂的烧杀和掠夺,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但理宗皇帝没有追究他们两人的责任,只是将他们罢官了事。

刘克庄认为理宗皇帝对李曾伯和史岩之处理太轻,罚未当罪,如果让他们复出势必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刘克庄在向理宗皇帝进讲故事时,以《左传》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楚杀得臣。《晋书》晋废中将军殷浩为例,规谏理宗皇帝曰:“臣闻赏罚军国之纲纪,宜赏而罚则有功者怠,宜罚而赏则负罪者玩。以此御军,军不可御,以此治国,则国不可治。”规劝理宗皇帝应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申谕大臣,二人牵复之外,永不得收用,以解天下之疑惑,以存朝廷之纪纲。”在刘克庄的规谏下,理宗皇帝最终还是打消了重新起用李曾伯和史岩之的念头。

刘克庄尽管因为“梅花诗案”屡遭罢黜,仕途坎坷,然其刚介耿直的性格和伤时念乱,忧国虑民,忠君爱国之心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变,最终得到了理宗皇帝的肯定。理宗皇帝曰:“知卿爱君忧国,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见。”   (续完)(詹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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