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莆田文化网再次发表余文烟等先生原发于《湄洲日报》的《南湖“三先生”是唐时人》一文，否定郑露三兄弟即“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的传统记载。此前还有陈金添发表的《南湖三先生本是唐朝人》、郑庆模等发表的《南湖露、庄、淑三先生是唐朝人》等文章，另外近年莆仙郑氏出版的《南湖郑氏通书》《仙游浔阳郑谱》，还有《莆阳名篇选读》等等，皆发出否定南湖三先生不是梁陈时人的呼声。“南湖三先生”事关莆田文化发祥时代、莆田文脉以及莆田佛教历史等重大问题，目前，莆田市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十月份又将在莆田市广化寺举办“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贸然否定“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则莆田的文化史、教育史乃至于宗教史等都需要改写。可见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学术问题争论，应加以十分慎重的论证。经与《莆田通史》主编林国平教授深入交流后，我们认为现有资料尚远不足以否定“南湖三先生”是梁陈时人的历史记载。

（一）

关于“南湖三先生”所处的朝代，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泛称是南朝梁陈时人。如康熙《福建通志》卷48：“梁陈郑露，字恩叟，与其弟庄、淑，从永泰徙莆，据南山之胜，构书堂以修儒业，人化之，至今称开莆来学。”也有锁定为梁朝人或陈朝人的。如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27“灵岩广化寺”条：“在莆田县城南，梁时邑人郑露舍宅建，唐赐名灵岩，柳公权书额。”明何乔远《闽书》卷105“郑露传”：“莆至陈时，犹未为县，人未知学，露与其弟庄、淑来庐坟侧，据南山之胜，构书堂湖上，勤修儒业，莆人化之。”

第二种认为是隋朝人。如弘治《兴化府志》卷34“郑露”传：“按《郑氏家谱》称，露为隋太府卿；庄，中郎将；淑，别驾。”也有泛说为“陈隋”时代的，如明成化进士、刑部尚书林俊《明瓢湖居士郑朴轩墓志铭》文中谓：“郑姓，陈隋时南湖三先生，开先莆学，功为大宋溪东湘乡、溪西夹漈二先生继之，为莆文字著述之祖。”

第三种认为是唐朝人。其中又有不同年代的歧说。如有唐文宗至懿宗间说，有唐德宗间说，但大多说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入莆，如明郑善夫《南湖三先生传》载：“三公，旧谱云唐玄宗时人，世居侯官，天宝二年避李承昭之难，自侯官徙永泰，又自永泰徙莆之南山……《谱》称露为太府卿；庄，中郎将；淑，别驾。皆无可考。”

以上说法，认为是隋朝人的，主要出自郑氏家谱记载，多不为人所认同。而以第一种与第三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且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认同倾向。如目前就流行郑氏三先生为唐朝人的说法。当然说南湖三先生是唐朝人，并不是今人的标新，其来有自。今人认定为唐朝人的证据大抵有以下诸端：一是郑氏族谱记载；二是南湖三先生生卒年时间；三是现存的郑露、郑积、郑淑墓碑；四是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三道；五是“开莆来学”牌坊横梁上文字；六是宋代史学家郑樵于绍兴十二月初十日为“郑氏族谱”写的“前序”，落款为“浔阳十二世孙郑樵序”的代数自述。其他尚有《乡贤科第仕进》以及当代学者的一些言论等。

研究历史，对待有争议的史料原则，就权威性来说，历来是以早出文献为强，以后代新出资料为弱；以官修及学者之著为强，以民间及私家著述为弱；因此不能只取有利资料而摒斥不利资料，否则是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的。

我们注意到三先生为唐朝人的资料证据，几乎都是出自清代以来的郑氏私家谱牒，包括南湖三先生生卒时间、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三道乃至于郑樵的《荥阳谱序》。在新出的郑氏族谱中，南湖三先生的生卒年、月、日、时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倒令人生疑，因为根据族谱研究经验，对于远祖世系生卒年月日记载得越清楚者，实际是越不可靠的。又如郑樵的谱序实际也不见于郑樵《夹漈遗稿》诗文集，而最早见载于清咸丰十一年所刻樵月斋《郑氏宗谱》，其落款原文为“过江二十九代孙夹漈郑樵述”，现在的“浔阳十二世孙郑樵序”乃是清道光郑惠元《郑氏族谱》所收该文的落款，因此郑樵其文实际只见于清代族谱，且文字辗转引用不一致。

而南湖三先生的《诰命》（即圣旨）则更可一眼认定为假。其文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官府命官，恩沾于佐命卿贰诏爵望，轶于揆衡，乃国家式用之，弗倾实出纳律，贯之无滑尔。郑露禀衷，敦固节钦岑巽命重申，既郁勃厥洪茂式猷……。钦哉！”

先不论这些半通不通的诰文，单说“奉天承运”就是明清时代的诏书形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有了皇帝，秦朝诏书开始用“皇帝”‘“诏”字眼。汉朝沿袭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皇帝制度，于是汉代的皇帝开始在文书中使用“诏曰”二字，此后诏书形式屡有变化。唐朝的诏书通常都是以“门下”二字开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显示天子“受命于天”以及君临天下之威，表示皇帝言行皆出自天意。因而明代开始诏书的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另外，明太祖还把其宫殿称为奉天殿，手中所执大圭也刻上有“奉天承运”字样。清承明制，皇帝们都继承了“奉天承运”的诏书形式。而依诏书形式，清代“制辞”（清代皇帝用于祭典等重要仪式）的开头，则改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由此可见，郑氏谱中所谓的唐代《诰命》实际是按照清代制辞的形式编造的，不伦不类。

莆田各本郑氏族谱，基本都是入清以后的编著，因为莆田经过元代的文化浩劫，明季的倭乱后，姓氏族谱这种流传不广的私家著述损失殆尽。据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郑氏族谱调查》（《海涛集》，海洋出版社，2015）介绍，莆田郑氏旧谱“至今所能或见者，最早为明末隆武年间郑凤超所辑《郑氏大宗系》残本，其余均系清朝雍正以后的残本了”。既然郑氏旧谱基本都是清代重修的，对其中历史资料的使用就必须慎之又慎。陈支平教授在《福建族谱》专著中亦指出：“《莆田南湖郑氏谱》也记载其入闽始祖郑昭，永嘉时为福、泉二州刺史。两晋之交是北方人民入迁福建的一次高潮，林、陈、郑等诸大姓很有可能于此时同时避乱入闽，但其祖先同时均为闽中地方长官，则不可信。更何况当时福建仅设晋安一郡，又何来福、泉二州？”

再说文物部分，不论是“唐太府卿郑公之墓”，还是“开莆来学”牌坊上所书“倡学先儒唐太府卿祀乡贤南湖郑露”，这些文物都不是唐代的。经过文物考察，莆仙郑氏几个“唐墓”都是后代重修的，墓碑也不是唐代所刻。而“开莆来学”坊文革被毁时仍十分完好，这是一座木牌坊，因此绝不可能是唐代所立，据说历代重修过，最后一次重修为1933年。据《南湖郑氏世系》说此坊是“唐贞元三年（787）岁次己丑冬率旨赐金敕建”，然未见于明代前史志。而若据《南湖郑氏巩桥族谱》记载，则“开莆来学”坊是明正德间，提举刘玉倡建的，“开莆来学”匾则由兴化知府鄞县人张琦书。因此“开莆来学”坊建于唐朝的可能性极小。那么，用后代产生的这些文物来否定前代文字记载，是没有逻辑力量的。

不过，对于这些墓碑、牌坊文字渊源，又似乎不可率尔否定。对于“南湖三先生”的唐代官职，已故的莆田姓氏研究专家林祖韩先生在《南湖郑氏族派》文中是这样表述的：“郑露，字恩叟，唐赠太府卿。墓在莆田县胡公里壶公山西宝胜院东；郑庄，字敬叟，唐赠中郎将。墓在兴化县浔阳；郑淑，字善叟，唐赠常州别驾。墓在仙游县巩桥。”考之文献，林祖韩之说是有依据的，如明代学者郑岳（山斋）在《族祖清公墓志铭跋》中谓其族祖郑清墓志铭“所载世次甚明，有可以正家谱之缺误者。如云露公梁陈时人，唐观察常袞推尊乡先师，表赠太府卿。诸家之谱皆无之，此必别有所据。”清代刘尚文在“南山樾荫”《跋》中亦说：“露之太府卿，由死后追赠，非及身而授也。”郑露的太府卿官衔既是唐观察常袞因尊“乡先师”所表赠，这就解释了“三先生”为梁陈时人与唐代官衔的矛盾，也破解了“三先生”一生究竟是以书堂讲学为主，还是到外地为官为主的疑问。按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三先生”既有“表赠”之官衔，后代子孙，自然会刻于墓碑之上。即如郑樵这样一生无意于科举的草野史学家，其后代也还是把墓碑刻成“宋枢密院编修夹漈郑先生之墓”。这应是没有官衔的梁陈“邑儒”郑露有了“唐太府卿”这样官衔墓碑的由来。（刘福铸）